首如飞蓬

链接里有了新的一栏：Gossipper。谢丁从年前忙到年后，我没有想到他把这个群体blog定位为“八卦”，也许他这样定位是想和“思维的乐趣”这样的严肃群体区别开来，想要出邪招，想要更有趣一些，可是……讨论的事情分明就不会很八卦，尤其是我……我就是一个拘谨严肃的内向女子。。。。。

可是这样很好，就好像昨天开完会后我说，这个下午是我最近唯一没有在想自己的感情问题的时间，今天晚上，我还在很没出息地对着空屋子想，我要一个人过所有的节日，我要一个人过所有的日子。可是一变成Gossipper之一，我也有一个小时没有想到“一个人”这件事，贴完该贴的文章，觉得喜悦而饱满。我真的不能让自己那么软弱，让敏感变成自我怜悯和伤害的借口。

最近真是够忙的。撇开效率低这一点，事情也真是多，碎。每天都得去办公室了，可是案头工作还是得在家做。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只是过渡期，把事情都理顺了，周期调过来，人员都到岗了，就好了，我起码可以在周末看会书了。

上期邹波把文章一改再改，最后一稿是9.0版本，真是好，整个气场都十分成熟完整。好文章真是改出来的。他再交一篇文章，也很好，有些精深的意思了。鼓励他再做这样的题目。他说，这需要泡图书馆了。丁三说跟自己搏斗了六年半，终于解决了一些基本的问题，现在开始要做事了。他问我《生活》到底是要做什么的？我想了一想，把许知远的口号去掉一半（探寻国家精神），留下一半：描述当代中国。《生活》也仍然是这样一个地方，提供给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旅行，写作，摄影，做各种奢侈的试验。

开会的时候发现人真少，正在招兵买马的《东企》占掉了大半部分的办公室。这是我们历史上人最少的时期，可是仍然精悍，有向上的气势。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永远需要，可是我不急。《生活》的记者对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要求很高，得有一个算一个，就算不成熟，但是天分和基本功一定要十分好的。我忍受不了平庸的文章，没有创造力的表达。还好我们不做一份新闻杂志，不用靠人海战术。

昨天在采访王全安之前，给他看了《生活》，他原来很轻视的以为，是时尚的视觉的，后来发觉在文字上有硬的东西在，就很有些真诚的表达了喜欢。在他翻看的时候，我在旁边浏览那些熟悉的标题，也的确觉得，我们是做了些事情的，这还是一本不错的杂志。希望它能像《汉声》一样，做上几十年。

王全安带着小金熊去的，很可爱的小熊，我们都捧着金熊假装获奖者拍了照片。虽然他的电影我一部也没看过，但是谈过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人会很不错的，会成为大导演。清醒，踏实，又聪明。他的时代到了。

今天见到了另一个文化名人肖全。他是那一类男人：帅（也知道自己帅），直觉好（因此排斥逻辑），不愿意长大，怕衰老，把纯真、过去、童年、社会主义时代、天真的少女当作最美好的东西，把成熟和世故、肥胖、理想主义的失去联系在一起，说实在的，自己又什么都没落下。当然，他的照片我是很喜欢的。《我们这一代》，非常好。

肖全的女朋友总是很年轻，他说，她们都是刚刚毕业，好像在他这里进行了一个很短的培训，然后就飞走了，“我也不伤心，世界上的好妹妹多得是啊。”又讲起前一任女友给他写信说，当她老了，会站在他们曾一起拍照的桥边想，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位大师站在这里……末了肖全补充说，在接受《半边天》采访的时候，他讲了这段话，可能节目会播出来。

在北京的大马路边上，我们一起去饭馆的路上，肖全转过头对小月说，你是这城市里最美丽的。这话让小月乐了有两个小时，然后又很清醒的说，他肯定跟好多女孩子都这么说。

人在变化中，似乎一切都会促进你的成长。你不找事，事也会找你。我现在倒是对我将要变成的那个样子有些兴奋了。我是要做事，怎么会怕事？真的，我发现了其中有趣的部分。不会再生气了。向Emily学习。

Ps，小月回来了。今天本该放假的。

The city cares about you

 周轶君急匆匆的越过人群，还是那副战地记者风尘仆仆的样子，可是——她脸上有明显的粉，眼睛也是画过，黑色的边际很分明。我叫，啊，你果然化妆了。前些日子，她在blog上写道，新公司说她工作做得不错，只是发型和化妆不行，此后不得不在脸上隆重行事了。而之前的她，和大部分在媒体工作的女孩一样，有一张朴素然而富有生气的面孔。 

三个月前，周轶君离开北京，来到香港，想换一个城市生活。作为一个新来的，我先抱怨生活费用真高，钱真不经花。周轶君说，是啊，可是我在想，在北京和香港，我一样是吃饭买东西，为什么现在花的钱多多了，其实只要熟悉了，这里的东西并不贵，只是他们更在乎有些东西。她就着化妆的话题，“有一次我没有化妆去上班，结果你知道吗，没过一个小时，公司第二把手亲自给我打电话来说这事。想不到吧？就为了化妆。在北京的时候我不化妆，穿得也很随意，没人在乎，因为每个人都那样，可是这里不行。那天下班以后，我和同事们聊这事，他们都注意到了。其实他们都很在意你是不是化妆，你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戴什么耳环，背什么包。”

 周轶君总结说：“太物质了，这一点真让我受不了。”

 我们所在的中餐馆非常嘈杂，说到这里，气氛有些安静。我想起几天前和《号外》的年轻同事聊天，她说，香港人不阅读，只是每天拼命赚钱，尽情消费。关于这一点，我经常听说，也听说了很多原因。有人很悲观，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商品的拜物教，香港和其他城市比起来，只是先后问题。有人说，经历了艰辛创业的过程，现在也该轮到消费享乐了。也有人说，这是香港人找不到归属，无法和任何一个传统接续，所以没有历史感，物质利益成了最重要的价值，这样，是不是成功，就一定要表现在外面。周轶君同意后者，她点点头说，殖民地都这样。 

殖民地的历史给香港带来的并不只有这一个遗产。这是一个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给人安全感的地方，这一点，内地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与之相比。街道大部分很窄，利于步行，公共交通和地铁网络都非常发达，人行天桥也可以把你带到角角落落。更有意思的是，周轶君做了个试验，结果，几乎每次当她有所需要，那项服务就在视线之内。比如，在金钟廊走迷了路，三五步之内必有一个information台；想扔东西，一抬头就看见垃圾筒；想方便，转身就看见厕所。也许是巧合，但真的就是这么巧。 

香港、九龙两岛的大部分地方都在地铁的网络之中，只要进入地下，那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城国。地铁站的广告多是公益的，反对家庭暴力，博物馆，墙壁和柱子是彩色的，每一个地铁站都有一种颜色：橙色、绿色、蓝色、红色……和深圳地铁站空旷冰冷的白色不同，和北京地铁站的奥运宣传画也不同。

 有一天，突然下雨了。周轶君赶紧跑到香港遍地开花的“7－11”买了一把雨伞，但是从金钟步行到中环，再坐电车到上环，几乎一滴雨没淋——所有的天桥，车站都有遮雨棚。她顿时为香港想出一句广告词：The city cares about you. 说这话时，我想，她也许和我一样，在想着那个我们生活了十多年的、大而无当的、为古今帝王而建的北方都市。

 伴随着城市节奏的，是人内心的秩序。香港人喜欢排队。夜晚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各种队伍，有在餐厅外面的，有公车站前的，有在地铁门口的。倚在墙边的，和朋友谈笑的，拎着公文包默不作声的，安然的排队。每个人之间间隔二十公分。周轶君说，有时候这种排队让我觉得感动，他们非常在乎公共领域，是，这地方是我的，但也是你的，我一定要尊重你的权利，才能保护我的权利。据我的感觉，这时她的声调和前面说香港人“物质”时一样，提高了。

 我想起前几天过关去深圳。过了罗湖，就是另一个世界，完全找不到清晰的指示牌，人们也一片混乱。周轶君说，不用过关，在香港就可以看到。有一次她去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办事处换签证，两个窗口，不过三四个人在排队，一个窗口前快要空出来了，在另一个窗口排队的几个人真是，“蓄势待发”。 

周轶君所在的新公司，是大陆人去香港创办的，但是行政人员都是本地聘用。所以经常发生两种文化的冲突。香港人做事讲究程序，这是英国行政体制培训的结果。他们设计了很多种表格，不同颜色，不同格式，每次办事，都要先填表格。可是大陆人就觉得，这件事很简单，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只要和领导打声招呼就好了。就我后来采访所知，这种文化的差异，是香港人去内地做生意时最苦恼的事情。 

回酒店的路上，我坐在地铁里。人们都沉默，年轻人双手握着游戏机。成年人在手机上打游戏。有人塞住耳朵听iPod。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自觉的向另一个人滑过去，彼此连忙各自移开。我想起庞德的诗句：“车站里，/人群中那些脸孔幽灵般地闪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和内地比起来，香港是个彻底的城市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个人”，以及“个人”一词所包含的权利、与孤独。 

这时，我看到站在门边的男人扫了一眼我的脚下。我往下看，原来鞋带散了，可是我不想现在系。过了几分钟，男人再次看过来，这一次他看着我，引我也看他，然后指指我的鞋，然后立刻转过头去。我也像周轶君一样，为这种保持距离的善意而感动。有规则的城市，一定是让人放心的。 

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这个彻底的城市里，我看到的都是这样令人放心的人，短发的男人，穿着职业装的女人，起码从外表上来看，没有逾矩者。用摄影师的话来说，香港不欢迎艺术青年。从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全面禁烟。这个城市越来越洁净了。可是，这个发达的都市，有它的游荡者，有它的抒情诗人吗？

晚上和几个同学去新开的钱柜唱歌。其实就是半年没见了，找个机会见一面。说到唱歌，没几首在调上的，新歌几乎都不会，离了原唱，没一个能唱得下去。唱歌就是怀旧了。以前还谈谈过去，现在也不说什么了。这几个同学多数是522的，每次唱歌必唱小虎队，张克帆，但是太久没唱，居然也不会了。我心血来潮点了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大家就讨论了一下这首歌到底是十年以前还是二十年以前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聚会也挺不易。结了婚的两个，老公都在外边候着，候了三个小时，唱完就匆匆散了。单蹦的几个，心事重重的样子。很久没和同学好好聊聊了，希望她们都好吧。

贴张照片，老彭偷拍的，一手麦克风，一手哈密瓜。

刚到《生活》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许知远就拿出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说，这就是我们的范本啊。

这的确是特别好的方法，据说在奈保尔遭遇写作危机的时候，正是旅行和采访式写作拯救了他。虽然在过去一年多的写作实践当中，没有学到奈保尔，基本是在黑暗中摸索，但是漂亮的游记一直是我钟爱的文体。不谦虚的说，之前我的游记里，不缺乏细微的感觉，也不缺好文字，缺的开阔的气魄，所谓开阔，一是通过采访，出现更多的人，除了自我之外的他人，二是除了此时此地之外，其他的时空，这是要通过大量阅读和资料研究，才能完成的。这一直是我的缺点，2007年，我一定要突破这个写作上的局限。

上一次去香港完成的第一个作业，其实相当于游记，我已经开始努力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不是发表在《生活》，而是《东方企业家》。所以我说，在这里工作，最好的是可以打开自己，你会发现路多了很多。

我们先看到影像，然后才看到生活。

过了那道闸口，我像搜索记忆密码一样，张望机场大厅。全世界的机场大概都是这样，也可以无视南中国的温润，我目光所及是：粤语，繁体字，年轻的男孩穿着深蓝色的制服，他们皮肤黝黑，短发用发胶固定起来，干净、湿漉。这只是开始，以后的几天里，我还会看到多年前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场景：背着手在街上巡视的警察，密密麻麻悬在高楼之间的招牌，当然，大街小巷奔忙的人潮，繁盛的商品，还有那些地名：尖东，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中环……我并不真的认识这些地方，更没有在其中生活过，但这些符码早已深入我心。

不止是我，也许还属于大部分出生于七零年代的中国内地的年轻人。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的“黄金时代”我们并没有切身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香港大众文化的一时繁荣。那时的内地，流行文化匮乏，课本和革命歌曲远不能填满我们空虚的青春期。甚至姑姑们喜欢的早期大陆流行音乐，在我们看来也太老气。初中的一个暑假，在武汉读大学的叔叔带回家一盒磁带，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成立20周年合集。这是我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盒磁带，那些旋律、节奏都明显不同于此前的歌曲，甚至那些诘屈聱牙的歌词，都让我着迷。

在当时的华语圈，香港流行文化绝对是强势输出。一个弹丸之地的街巷名称居然那么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岭南，塞北，出现在各种磁带、卡拉OK、录像厅、电视机里面。一张香港地铁路线图，铿锵的粤语歌声，几乎就是许多内地年轻人的文化记忆。有一位朋友能够清楚的辨别香港两大电视台――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出品的电视剧，她历数各部电视剧，然后冲着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一摆手：“亚视的就是不行。”其亲切熟稔，好像自家后院种的菜。

这当然是十多年前的事了。1997年之后，香港经济回落。1998年，环球唱片公司收购宝丽金。“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些文化偶像过早的离世。除了怀旧，我早已不听香港流行音乐。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听，用自己整个的青春？

都说这里物欲横流，居然引发了我这个陌生人的乡愁。

但我只是来寻找这些符码，印证青春记忆的吗？有人问，是现实中的香港，还是电影里的香港更真实？这是一个陷阱，我不想掉入其中。事实是，我还期待陌生，期待差异所带来的刺激。这里分明是他乡。这里和大陆之间，隔着一道铁幕。语言不是问题。一位广东的朋友说，我到香港毫无语言障碍，可是并不觉得亲切，文化、传统都不同，好像另一个国家。

暂且放下熟悉、陌生……种种问题，我拖着箱子走过机场大厅，张望电话亭、出口、铁路售票处。瞥到一个穿着红色马甲，手中拿着对讲机的女孩，她应该是机场的地勤人员，我像往常一样目光瑟缩了一下，但没有收到内地服务部门惯常散射的傲慢与防备，目光闪回，这个黝黑、大眼睛、厚嘴唇的岭南女孩认真看住我，深深一点头。

借助清晰的指示，我很顺利的在机场找到了地理方位，用免费的公用电话问到酒店方位，办好电话卡，坐机场快线――铁路，在28分钟后到达中环。以后的几天里，我还将在很多方面体会到香港人的服务精神，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礼貌与秩序感。我几乎不需要懂得粤语，在每一个可能会迷路的地方，都有清楚的标示。还可以求助于友善的路人。我不需要懂得粤语，但是我急切的需要交谈。关于香港。关于我记忆中的影像和此刻亲眼所见。我所知道与我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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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學裏，對話体之所以重要，是因爲這種切入主題的方式比較容易發現問題，尤其是在政治哲學這類很實證的領域。

但我覺得這裡並不涉及到聽覺和視覺的分野。因爲文字，作爲語言的一種形式，本質上是聽覺的，而不是視覺的。當你說，“看”文字時，你的實際表意其實是“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