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离开香港前一天，我手边的书是《香港百年短篇小说选》。翻看这本书，我发现经过作家、评论家刘以鬯的编选，这些小说虽然大部分称不上高超，但是语言都很纯净简洁，是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的风格。

香港文学受“五四”新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影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所喜欢的作家萧红为了逃避战乱，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也写出了她最好的作品《呼兰河传》。但这本书和香港毫无关系，那是人在绝境中对故乡最深的追念。

自然，我也不能忘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个人能做些什么呢？个人的写作，是为了自我救赎，可改变不了多少。在香港，严肃文学的写作，更加是一件寂寞的事情。

封底的荐语说，希望这本书可以让大家了解香港百年历史。可是文学不是文件，它有它独立的价值。话说回来，假如要了解香港百年，最好的方式倒不一定是文学。香港有那么多热闹的东西。

我住在北角，出了酒店，是市民街巷，十元一碗的云吞面，水果摊，这里倒很难听到普通话。酒店后面就是北角码头。夜晚可以去看静海上一轮明月。据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上海人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就聚集在北角。后来，又是福建人。所以这里有很多种风味的吃食。有卖上海食物的南货铺，黄昏时候有生煎包的香味，有西餐馆，福建菜，潮州菜。夏天的夜晚沿街有人卖旧书，有翻译西洋新知的通俗杂志《西点》，也有早期的文艺杂志《文艺新潮》。香港作家也斯从小住在这里，他说，北角的生活培养他食物和文艺的多元口味。

但假如说到香港文化，我想杂糅倒比多元更适合。中西杂糅，雅俗杂糅。我常常在茶餐厅喝“鸳鸯”――这是一种奶茶，由咖啡和茶混合而成，装在厚金属的缸子里，是大排档的日常饮品。我也去了“酱油餐厅”，原本是西餐，但是为了配合本地人的口味，加了酱油。我也看了很多中西合璧的设计。听了许多中英文夹杂的话。之前，我已经看过许多跨越雅俗的电影，听过许多歌，我有多了解香港呢？该怎样叙写香港呢？

我想起君特·格拉斯在香港旅行时说，香港有点像他的故乡但泽。但泽曾是波兰和普鲁士的属地，后来开放为自由市。1939年，划入德国版图。但战后，1945年，重归波兰，直到如今。他能了解香港的处境，他说，这是一个困难而有趣的地方。格拉斯以他的故乡为题材写了三部曲，也许有一天，香港也会有自己伟大的歌者。

我和Connie约在铜锣湾见面。这里是香港岛最繁华――也就是人最多的地段。我站在钟楼前面，背后是一个超大型的购物广场，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每当绿灯替代红灯，就有大片人潮向我裹涌过来，速度之快，方位之全面，无法躲闪，也无法礼让。潮水涌入购物广场，我就是留在岸上的海星。

购物广场地上地下相加有11层，这还不够，旁边还有大批零散的小店。每到周末，或者节日，这里就能听到许多普通话。大陆游客在酒店里吃方便面，但是购物时毫不吝惜。我记得刚刚开放自由行的时候，一个朋友从深圳过来，看到一家店里有背包打折，就买了一个包，把原来的包塞进去，再开始买其他东西。奇怪的是，她在街边的超市买了好大瓶的“飘柔”洗发水、护发素，像越南农妇一样，弓着背背个沉重的大包回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就算同一个牌子的洗发水，香港的也比内地的质量好。当然，现在她已经不会买洗发水了。

不要把这里说得太物质了。那么，走过路口，再右拐，上二楼，可以看到一个小书店，这家阿麦书房，是香港的“文艺青年”喜欢去的。它开在这里，或许能提醒我们香港文化的杂糅。

Connie随着人流气喘吁吁的跑到我面前，她喘着气说，对不起，老板一定要我开会。Connie短发，戴着眼镜，1月，香港的天气不过像北方的秋天，她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上了羽绒服。她说话很慢，总要想一想才说，但是非常扼要干练。

Connie是一个女性组织的负责人。那天她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做一个网络电台节目。这个电台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是一个民间的网络电台，没有密封的专业录音间，只是在某个公司角落的小房间里，五个话筒，一台电脑，一个操纵台。墙上写着香港人民广播电台，旁边是“人民要说话”，“言论要自由”。

这天的节目是讲女性性权利，Connie和她的朋友们在反对一些宗教团体的清规戒律。我听不大懂，只看见她们不时发出一阵开怀大笑，还对着一本讲猪年运气的书，念了好多。

后来Connie告诉我，她们从一开始做这个节目，就决定要做得有趣，严肃的话题也不能沉闷，一定要有趣，自己做得开心，别人也会接受。她拿着属相预测的书问我，内地这种书多吗？我说也有，可是不像香港那么多。她很惊讶，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不看呢？我又笑又不知该怎么回答，反问，那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看呢？她翻着书说，多有趣啊！

这里自然不用谈香港人的迷信，我受到启发的是，香港人特别注重用有趣、生动的方式表达理念，这是因为香港人不爱听严肃的东西，也特别能考验宣传者的本事。地铁里的公益广告，多的是用方言表达。有一副海报，是一双乌黑、不能伸直的手，下面的说明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使用了十多年有毒燃煤的贵州农民，请大家捐助煤中毒者云云，而海报的题目是：“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这句话来自乐队Beyond一首咏唱母亲的歌，《真的爱你》，于是，整个海报的效果都大大加强了。

Connie告诉我，有一个宗教团体宣称非异性恋者是因为脑子里有一团绿色的东西，只要经过治疗，把那团绿色东西吐出来就好了。于是，在一次论坛上，Connie她们特地印刷了十多个呕吐袋，在论坛进行中送给那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以此嘲讽他们。她说，我们就是觉得有趣啊，而且媒体也会觉得有趣，还上了当天的报纸。

Connie在大学时就喜欢组织活动，毕业后，她一直在媒体做记者，业余时间做一些社会活动。一开始，她只是组织大家玩，做同仁杂志。可是做了几年，她觉得很悲观，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人心，都改变不了什么。她所关心的女性性权利，一点没有改善。所以她停了下来，专心工作。两年后，她想得也够了，休息得也够了，然而决定却是：辞去自己工作了好多年的媒体工作，加入一家NGO。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想做一些和社会关系更密切、更能切实改变些什么的工作。

年轻人应当如此，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Connie很少抱怨，她所告诉我的，都是具体而微的行动。现在Connie做的事情，是和政府各部门联系，争取少数族群的权利。每当政府反应说，我们很愿意帮你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帮。Connie就要帮政府去想具体的方面，具体的改变方法，然后和更具体的政府部门谈判，培训他们。

Connie和她的朋友们就是这样的，她说，假如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就让我们自己动手，不要期待别人。Connie还告诉我一句话：一定要找到和你相同的人，靠一个人，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The city cares about you

 周轶君急匆匆的越过人群，还是那副战地记者风尘仆仆的样子，可是——她脸上有明显的粉，眼睛也是画过，黑色的边际很分明。我叫，啊，你果然化妆了。前些日子，她在blog上写道，新公司说她工作做得不错，只是发型和化妆不行，此后不得不在脸上隆重行事了。而之前的她，和大部分在媒体工作的女孩一样，有一张朴素然而富有生气的面孔。 

三个月前，周轶君离开北京，来到香港，想换一个城市生活。作为一个新来的，我先抱怨生活费用真高，钱真不经花。周轶君说，是啊，可是我在想，在北京和香港，我一样是吃饭买东西，为什么现在花的钱多多了，其实只要熟悉了，这里的东西并不贵，只是他们更在乎有些东西。她就着化妆的话题，“有一次我没有化妆去上班，结果你知道吗，没过一个小时，公司第二把手亲自给我打电话来说这事。想不到吧？就为了化妆。在北京的时候我不化妆，穿得也很随意，没人在乎，因为每个人都那样，可是这里不行。那天下班以后，我和同事们聊这事，他们都注意到了。其实他们都很在意你是不是化妆，你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戴什么耳环，背什么包。”

 周轶君总结说：“太物质了，这一点真让我受不了。”

 我们所在的中餐馆非常嘈杂，说到这里，气氛有些安静。我想起几天前和《号外》的年轻同事聊天，她说，香港人不阅读，只是每天拼命赚钱，尽情消费。关于这一点，我经常听说，也听说了很多原因。有人很悲观，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商品的拜物教，香港和其他城市比起来，只是先后问题。有人说，经历了艰辛创业的过程，现在也该轮到消费享乐了。也有人说，这是香港人找不到归属，无法和任何一个传统接续，所以没有历史感，物质利益成了最重要的价值，这样，是不是成功，就一定要表现在外面。周轶君同意后者，她点点头说，殖民地都这样。 

殖民地的历史给香港带来的并不只有这一个遗产。这是一个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给人安全感的地方，这一点，内地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与之相比。街道大部分很窄，利于步行，公共交通和地铁网络都非常发达，人行天桥也可以把你带到角角落落。更有意思的是，周轶君做了个试验，结果，几乎每次当她有所需要，那项服务就在视线之内。比如，在金钟廊走迷了路，三五步之内必有一个information台；想扔东西，一抬头就看见垃圾筒；想方便，转身就看见厕所。也许是巧合，但真的就是这么巧。 

香港、九龙两岛的大部分地方都在地铁的网络之中，只要进入地下，那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城国。地铁站的广告多是公益的，反对家庭暴力，博物馆，墙壁和柱子是彩色的，每一个地铁站都有一种颜色：橙色、绿色、蓝色、红色……和深圳地铁站空旷冰冷的白色不同，和北京地铁站的奥运宣传画也不同。

 有一天，突然下雨了。周轶君赶紧跑到香港遍地开花的“7－11”买了一把雨伞，但是从金钟步行到中环，再坐电车到上环，几乎一滴雨没淋——所有的天桥，车站都有遮雨棚。她顿时为香港想出一句广告词：The city cares about you. 说这话时，我想，她也许和我一样，在想着那个我们生活了十多年的、大而无当的、为古今帝王而建的北方都市。

 伴随着城市节奏的，是人内心的秩序。香港人喜欢排队。夜晚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各种队伍，有在餐厅外面的，有公车站前的，有在地铁门口的。倚在墙边的，和朋友谈笑的，拎着公文包默不作声的，安然的排队。每个人之间间隔二十公分。周轶君说，有时候这种排队让我觉得感动，他们非常在乎公共领域，是，这地方是我的，但也是你的，我一定要尊重你的权利，才能保护我的权利。据我的感觉，这时她的声调和前面说香港人“物质”时一样，提高了。

 我想起前几天过关去深圳。过了罗湖，就是另一个世界，完全找不到清晰的指示牌，人们也一片混乱。周轶君说，不用过关，在香港就可以看到。有一次她去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办事处换签证，两个窗口，不过三四个人在排队，一个窗口前快要空出来了，在另一个窗口排队的几个人真是，“蓄势待发”。 

周轶君所在的新公司，是大陆人去香港创办的，但是行政人员都是本地聘用。所以经常发生两种文化的冲突。香港人做事讲究程序，这是英国行政体制培训的结果。他们设计了很多种表格，不同颜色，不同格式，每次办事，都要先填表格。可是大陆人就觉得，这件事很简单，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只要和领导打声招呼就好了。就我后来采访所知，这种文化的差异，是香港人去内地做生意时最苦恼的事情。 

回酒店的路上，我坐在地铁里。人们都沉默，年轻人双手握着游戏机。成年人在手机上打游戏。有人塞住耳朵听iPod。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自觉的向另一个人滑过去，彼此连忙各自移开。我想起庞德的诗句：“车站里，/人群中那些脸孔幽灵般地闪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和内地比起来，香港是个彻底的城市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个人”，以及“个人”一词所包含的权利、与孤独。 

这时，我看到站在门边的男人扫了一眼我的脚下。我往下看，原来鞋带散了，可是我不想现在系。过了几分钟，男人再次看过来，这一次他看着我，引我也看他，然后指指我的鞋，然后立刻转过头去。我也像周轶君一样，为这种保持距离的善意而感动。有规则的城市，一定是让人放心的。 

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这个彻底的城市里，我看到的都是这样令人放心的人，短发的男人，穿着职业装的女人，起码从外表上来看，没有逾矩者。用摄影师的话来说，香港不欢迎艺术青年。从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全面禁烟。这个城市越来越洁净了。可是，这个发达的都市，有它的游荡者，有它的抒情诗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