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刚到《生活》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许知远就拿出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说，这就是我们的范本啊。

这的确是特别好的方法，据说在奈保尔遭遇写作危机的时候，正是旅行和采访式写作拯救了他。虽然在过去一年多的写作实践当中，没有学到奈保尔，基本是在黑暗中摸索，但是漂亮的游记一直是我钟爱的文体。不谦虚的说，之前我的游记里，不缺乏细微的感觉，也不缺好文字，缺的开阔的气魄，所谓开阔，一是通过采访，出现更多的人，除了自我之外的他人，二是除了此时此地之外，其他的时空，这是要通过大量阅读和资料研究，才能完成的。这一直是我的缺点，2007年，我一定要突破这个写作上的局限。

上一次去香港完成的第一个作业，其实相当于游记，我已经开始努力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不是发表在《生活》，而是《东方企业家》。所以我说，在这里工作，最好的是可以打开自己，你会发现路多了很多。

我们先看到影像，然后才看到生活。

过了那道闸口，我像搜索记忆密码一样，张望机场大厅。全世界的机场大概都是这样，也可以无视南中国的温润，我目光所及是：粤语，繁体字，年轻的男孩穿着深蓝色的制服，他们皮肤黝黑，短发用发胶固定起来，干净、湿漉。这只是开始，以后的几天里，我还会看到多年前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场景：背着手在街上巡视的警察，密密麻麻悬在高楼之间的招牌，当然，大街小巷奔忙的人潮，繁盛的商品，还有那些地名：尖东，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中环……我并不真的认识这些地方，更没有在其中生活过，但这些符码早已深入我心。

不止是我，也许还属于大部分出生于七零年代的中国内地的年轻人。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的“黄金时代”我们并没有切身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香港大众文化的一时繁荣。那时的内地，流行文化匮乏，课本和革命歌曲远不能填满我们空虚的青春期。甚至姑姑们喜欢的早期大陆流行音乐，在我们看来也太老气。初中的一个暑假，在武汉读大学的叔叔带回家一盒磁带，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成立20周年合集。这是我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盒磁带，那些旋律、节奏都明显不同于此前的歌曲，甚至那些诘屈聱牙的歌词，都让我着迷。

在当时的华语圈，香港流行文化绝对是强势输出。一个弹丸之地的街巷名称居然那么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岭南，塞北，出现在各种磁带、卡拉OK、录像厅、电视机里面。一张香港地铁路线图，铿锵的粤语歌声，几乎就是许多内地年轻人的文化记忆。有一位朋友能够清楚的辨别香港两大电视台――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出品的电视剧，她历数各部电视剧，然后冲着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一摆手：“亚视的就是不行。”其亲切熟稔，好像自家后院种的菜。

这当然是十多年前的事了。1997年之后，香港经济回落。1998年，环球唱片公司收购宝丽金。“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些文化偶像过早的离世。除了怀旧，我早已不听香港流行音乐。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听，用自己整个的青春？

都说这里物欲横流，居然引发了我这个陌生人的乡愁。

但我只是来寻找这些符码，印证青春记忆的吗？有人问，是现实中的香港，还是电影里的香港更真实？这是一个陷阱，我不想掉入其中。事实是，我还期待陌生，期待差异所带来的刺激。这里分明是他乡。这里和大陆之间，隔着一道铁幕。语言不是问题。一位广东的朋友说，我到香港毫无语言障碍，可是并不觉得亲切，文化、传统都不同，好像另一个国家。

暂且放下熟悉、陌生……种种问题，我拖着箱子走过机场大厅，张望电话亭、出口、铁路售票处。瞥到一个穿着红色马甲，手中拿着对讲机的女孩，她应该是机场的地勤人员，我像往常一样目光瑟缩了一下，但没有收到内地服务部门惯常散射的傲慢与防备，目光闪回，这个黝黑、大眼睛、厚嘴唇的岭南女孩认真看住我，深深一点头。

借助清晰的指示，我很顺利的在机场找到了地理方位，用免费的公用电话问到酒店方位，办好电话卡，坐机场快线――铁路，在28分钟后到达中环。以后的几天里，我还将在很多方面体会到香港人的服务精神，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礼貌与秩序感。我几乎不需要懂得粤语，在每一个可能会迷路的地方，都有清楚的标示。还可以求助于友善的路人。我不需要懂得粤语，但是我急切的需要交谈。关于香港。关于我记忆中的影像和此刻亲眼所见。我所知道与我所不知。

唯一觉得心虚的是，没有看过书，只看了看外刊就开始写了，但自己觉得仍然是篇好文章，用了心思的。跟Q说，我写文章真是累，吭哧吭哧，她回，谁不是呢？

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初，都回到了故乡――最熟悉的地方。经过距离和时间的酝酿，那里渐渐生出诗意，所以一些作家一辈子孜孜于此，把它当成唯一的源泉，何况刚刚开始写作的作家，那似乎是唯一可写的。诗人里尔克对年青诗人说，如果没有什么可写的，你还有自己的童年。

基兰·德赛也不例外，当她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二部小说，她试图追究自己的移民体验，却发现自己必须回到印度。她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生命里的前14年，但是印度一直在变化，她根本谈不上了解。少小离家老大回，她又发现，正因为印度的变化，这个地方已经不属于她，只属于生活在那里的作者。她只能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印度，那是她离开的时候，记忆中的印度。

八年之后，她完成了英文小说《失落的继承》，并且在前不久获得了2006年度布克奖。这部小说把她的家乡，位于西印度的葛伦堡从喜马拉雅山的阴影下拽出来，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但是葛伦堡的人们却没有感到荣耀，相反还非常愤怒。

反对的情绪很激烈，德赛的姑姑对印度媒体说，她没有向旁人提及是自己的侄女写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有很多不当的话。

惹怒葛伦堡的是小说对尼泊尔裔的描写。小说的故事围绕一个年轻女孩，赛和她的数学家庭老师、尼泊尔男人Gyan之间的爱情，故事的背景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尼泊尔民族的叛变。

在传统的观念里，尼泊尔裔的印度人非常愚蠢，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做体力劳动。还有人抱怨书中对暴力犯罪引起的流血只偶尔一提。“说真的，这本书就是一个葛伦堡的外人的观点，”当地的社会工作者说，“德赛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对那里感到幻灭的人们，整个小镇都被描写得走形了。”

《失落的继承》不是自传，但是和德赛的经历是平行的。作者少年时生活在葛伦堡，在采访中，她也承认小说和自己的家族故事很接近。

有人批评这本书更像非虚构作品，而不是小说。“这只是德赛在单方面的讲述对于葛伦堡的恐惧，主人公赛显然是自我描述，你可以感觉到她对这个黑暗、不祥的地方的疏离。”一位当地律师说。

这一问题并不陌生，离开一个传统，到另一个传统生活，尤其是所谓“现代文明”，很难避免会带有另一种视点。它或许是批判，或许是恐惧。我们也可以问，假如阿Q、闰土，看到了鲁迅的作品，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也会指责鲁迅带有一个外人的视点吗？当然，前提是他们被对自己文化的确定性所武装起来。

这种指责是真实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双重视点是一种福气，它让人们都能用一种游移的、相互观照、从而也更为宏阔冷静的视角，走出关于故乡的执念。而另一方面，德赛说，“我年纪越长，越发现自己看所有问题都从印度人的视角出发，否则，我没有办法写任何东西。”我更相信，这不是从西方的角度看印度，也不是从印度的角度看世界，而是这两种视角反复替换，审视，对任何事情。

这种双重身份，对德赛来说到底是解放还是束缚？她说：“都有，好的方面是，它丰富了我。”

这种双重观照，或许也可以解释近几年来生活在欧美的非白人作家的成功，比如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一方面，他们携带了自身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另一方面，又是来自西方世界的成熟的写作技巧与思考方法，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力量。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种观照是否真的宏阔冷静？而非两种程度的偏差？是否真的在文学上经得起追究？一个易行的写作方法，是和作者的生命经验缠绕起来。德赛正是这么做的。《失落的继承》在印度和美国之间切换，其中的情感溶成了小说，里面有忧虑，也有文化交错的趣味。也许是这种对自身体验的再三锤炼，评委会主席Hermione Lee评价说：“这部杰出的小说充满了人性的宽厚、智慧、幽默，以及有力的政治敏感度。”

但是这也令德赛忧虑，她说：“我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这本书是由许多小片段，小故事，建立在自身经历之上的体验构成，我在想，我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吗？”

这个问题下面的含义是，在前一两本小说之后，对作者更大的考验在到来，德赛必须有更为强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能真正成为伟大的作家，而不仅仅是现在的头衔――最年轻的布克奖获得者。

有理由相信德赛有这样的野心，但我们也许需要漫长的等待。她的第一部小说问世后，就已获得批评界的好评，出版商、经纪人，都在督促她尽快完成下一部小说。出版商说，你得两三年就有个动静，但德赛拒绝了来自市场的要求和压力，她在纽约租了一间小屋，与世隔绝，甚至曾经躲到墨西哥，孤独的写作《失去的继承》一书，用去了八年时间。这八年里，她被出版商、经纪人、评论家、媒体遗忘了，小说结束的时候，她已经弹尽粮绝，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责备她没有责任感，只是在她的母亲，另一位女作家的支持下才完成了写作。

那么下一部呢？她会再一次让世界把她遗忘吗？“第一部书花了四年时间，第二本花了八年时间，我猜下一部可能要等16年，”她开玩笑说，“写完也该退休了。”

波恩大学教授沃尔夫冈·库宾是德国最有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推介。近日在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的采访中，他发表了对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一时手痒，把这个也翻译了出来。

 德国之声：在最近举行的中国作协大会上，铁凝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三任主席，前两任是茅盾和巴金。我知道你当时正在中国，你对此如何评价？
库宾：那时候我是在中国，但是我对这件事并不太了解。可以说，我认识的所有中国作家都很看不起作协。对汉学家来说，中国作协选了新主席，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德国之声：是不是可以说，新的作协主席不是最有名和最受尊敬的人，比如茅盾和巴金。
库宾：这个作协好像没有任何服务的目的。你可以问问所有中国大陆作家，没有一个人会主动跟你讨论作协。一个也没有。如果这人是一个真正的好作家，他就不会去加入作协，如果他在加入作协之后成为大作家，那他一定有点问题。总而言之，好作家不可能和作协联系起来。

 德国之声：我知道你写了一份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的报告，你能概括一下这份报告的内容吗？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这几年中国文学存在什么问题。
库宾：我只能讲讲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们把中国文学以1949为界分开，就可以发现1949年之前的作家外文都非常好――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用外文写作。有一些（比如鲁迅）可以毫无障碍的使用两门外语。

1949年以后，你基本上找不到一个会说外文的中国。因此，他不能用另一个语言体系来检验自己的作品。同样，他不能用外文阅读。他只能看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品。

因此，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非常贫乏。很多1949年之前的作家相信学习外文可以丰富自己的写作。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当代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习外文，他会告诉你，外文会毁了他的母语。我想这是1949年之后没有大作家，也无法和1949年之前的作家相比的原因。这是问题所在。

 德国之声：你觉得这是唯一的问题，还是主要问题？
库宾：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出国后，就必须依赖汉学家，因为他们连一个外国单词都说不出，他们完全依赖我们。他们的作品需要我们翻译过去。

 德国之声：你一定对中国这几年的作品有了解，比如《狼图腾》。
库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狼图腾》就是法西斯。这本书让中国人丢脸了。

德国之声: 还有其他一些美女作家，比如棉棉，卫慧。

库宾:  你开玩笑吧。那不是文学。那是垃圾。

德国之声: 你认为中国这几年有像样的文学吗？
库宾：诗歌里有一些。有一些诗人不错，甚至相当好，比如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还有其他一些。那是毫无疑问的。

德国之声：中国正在讨论“诗歌已死”，你怎么看的？
库宾：诗歌怎么可能会死？就算中国死了，诗歌随之在中国死去，但是它还会在德国活下来。如果一个中国诗人到德国，我们给他组织朗诵会，会有50个，100个人来参加。我们一定会他们出版诗集。当代中国作家在德国出版了很多诗集。中国文学在德国不会死。

德国之声：中国当代诗歌和1980年代的那些人――比如北岛杨炼相比如何？
库宾：那很难比较。但是我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人都很好，他们各有不同的视角，有自己的语言，等等，就我个人而言，喜欢北岛那一拨，但是我年纪比较大，应该考虑到年轻读者，他们更喜欢90年代的诗人，比如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他们。

德国之声：中国作协现在有一个计划，要挑选100部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这样中国文学就能走向世界，你怎么看待这个计划，有意思吗？
库宾：这个在美国可能有点意思，但是在德国没意思。基本上，我们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作品。中国所有地区的作家都有德文版本的作品。我们不需要帮助。但是在美国，可能是个问题，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

 德国之声：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有的人说，再过三四十年，中国将会超过美国。美国在上一个世纪非常繁荣，但是我们知道繁荣并不指经济，还有文学，电影，流行音乐，等等，他们对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你相信中国文学会有很大的发展，可以和经济发展相匹配吗？
库宾：那要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看不起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在于中国本身。中国人并没有赋予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以重要的地位。

德国之声：这怎么理解？为什么你说中国人并没有赋予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以重要的地位？

库宾：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我出版了一本德文写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知道我在写这本书，都说，别写了，没什么可写的，都是垃圾。

 德国之声：他们看不起自己，或者说，他们互相看不起。
库宾：是的，非常对。他们互相看不起。

德国之声：高行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来自中国的反应是负面居多，发生了什么？你觉得中国会诞生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吗？
库宾：诺贝尔奖是次要的。你必须写出差劲的东西才能赢，如果你写得好，你就永远拿不到，因此，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

 德国之声：如果你要对中国作家说两句，你会说什么？
库宾：他们应该学习很好的掌握自己的母语。大多数中国作家汉语都不好。同样，他们应该学习怎样写作。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多了。好像他们坐在一个小屋子里，很怕睁开眼睛看看外部世界。因此，中国没有自己的声音，至少在文学上如此。在德国到处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为德国人代言。因此。我们有德国的声音。但是有中国的声音吗？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没有勇气。

 德国之声：你是说，没有鲁迅那样的人。
库宾：是的，你说的非常对。鲁迅非常有代表性。但是今天你能告诉我一个这样的中国作家吗？不能。

德国之声：这和中国的环境有关吗？我是指，意识形态的控制。
库宾：有可能，但是你不能一直怪外部环境。我感觉中国作家一直在说历史条件不允许他做这做那，我觉得这太荒谬了。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就不能考虑太多困难。他就应该像林语堂和鲁迅当年一样，直接说出来。

德国之声：从20世纪到21世纪，你认为哪个作家是伟大的？
库宾：现在说这个太早了。还得等50年，再往回看。鲁迅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作家，1949年前还有几个，1949年之后一个也没有。

德国之声：北岛和高行健也不是吗？
库宾：高行健？别开玩笑了。北岛还可以考虑，因为他很勇敢。但是你别忘了他才50岁。

看到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诺贝尔演讲，逐步翻译出来，要不然恐怕没有读下去的耐心。今天翻译得很少，实在太困了。

六年前，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给我一个小箱子，里面装满他的手稿和笔记。想象一下，他用调侃的语气说，希望我在他走了――也就是去世之后读他们。

“看看就行了，”他微微有些尴尬，“看看有什么能用的。说不准我走了以后，你能挑一挑，把它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