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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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有时候真是可爱。前段时间我在《纽约客》上看到了查建英的长文，长到我忍不住为她计算了一下稿费，其结果让我羡慕不已。过了几天，我跟查建英的闺密大圣聊起这事，让她打听一下我的计算对不对。结果大圣本末倒置，她要了这篇文章，花了两天时间看完，然后在msn上发出一声喟叹，

－－唉，看完了这篇文章，真是百感交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你是说，咱们都好好学英语，写英文赚美元？
－－不是！
－－那你是说提高《生活》的稿费？咱把杂志社的钱分了？
－－不是！！我是说咱们能不能找几个人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
－－我可以出部分费用。
－－……

我对着电脑乐了半天，这人好像比我还傻的样子。傻的另一个表现是，翻译完的文章不知道该去哪儿。不是说发表的问题，这篇文章，可是有政治风险的啊。但是，管它呢，先弄出来再说。也别找人了，我分给几个同事内部消化，结果是翻译上瘾，宁愿翻译不要写稿了。
肖海生问我，－－君特·格拉斯的文章你看了吗？
－－没有。
－－那我翻译出来吧。

所以，我们可以工作之余，成立一个翻译社。

查建英的这篇文章《Enemy of the State》是写她哥哥查建国的个人故事和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很可能还是不能活在公共空间，只能私下里流传。建议大家去看英文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 我翻译的是查建国从小直到1989年的经历。翻译完了才发现今天是什么日子，摘一小段在这里。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的记者们在街上举起一个著名的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了！’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共同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向我形容清除异见的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我们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他想起十七年前的那个场景，‘你能想象那有多耻辱吗？我们被迅速、彻底的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