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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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Connie约在铜锣湾见面。这里是香港岛最繁华――也就是人最多的地段。我站在钟楼前面，背后是一个超大型的购物广场，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每当绿灯替代红灯，就有大片人潮向我裹涌过来，速度之快，方位之全面，无法躲闪，也无法礼让。潮水涌入购物广场，我就是留在岸上的海星。

购物广场地上地下相加有11层，这还不够，旁边还有大批零散的小店。每到周末，或者节日，这里就能听到许多普通话。大陆游客在酒店里吃方便面，但是购物时毫不吝惜。我记得刚刚开放自由行的时候，一个朋友从深圳过来，看到一家店里有背包打折，就买了一个包，把原来的包塞进去，再开始买其他东西。奇怪的是，她在街边的超市买了好大瓶的“飘柔”洗发水、护发素，像越南农妇一样，弓着背背个沉重的大包回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就算同一个牌子的洗发水，香港的也比内地的质量好。当然，现在她已经不会买洗发水了。

不要把这里说得太物质了。那么，走过路口，再右拐，上二楼，可以看到一个小书店，这家阿麦书房，是香港的“文艺青年”喜欢去的。它开在这里，或许能提醒我们香港文化的杂糅。

Connie随着人流气喘吁吁的跑到我面前，她喘着气说，对不起，老板一定要我开会。Connie短发，戴着眼镜，1月，香港的天气不过像北方的秋天，她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上了羽绒服。她说话很慢，总要想一想才说，但是非常扼要干练。

Connie是一个女性组织的负责人。那天她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做一个网络电台节目。这个电台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是一个民间的网络电台，没有密封的专业录音间，只是在某个公司角落的小房间里，五个话筒，一台电脑，一个操纵台。墙上写着香港人民广播电台，旁边是“人民要说话”，“言论要自由”。

这天的节目是讲女性性权利，Connie和她的朋友们在反对一些宗教团体的清规戒律。我听不大懂，只看见她们不时发出一阵开怀大笑，还对着一本讲猪年运气的书，念了好多。

后来Connie告诉我，她们从一开始做这个节目，就决定要做得有趣，严肃的话题也不能沉闷，一定要有趣，自己做得开心，别人也会接受。她拿着属相预测的书问我，内地这种书多吗？我说也有，可是不像香港那么多。她很惊讶，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不看呢？我又笑又不知该怎么回答，反问，那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看呢？她翻着书说，多有趣啊！

这里自然不用谈香港人的迷信，我受到启发的是，香港人特别注重用有趣、生动的方式表达理念，这是因为香港人不爱听严肃的东西，也特别能考验宣传者的本事。地铁里的公益广告，多的是用方言表达。有一副海报，是一双乌黑、不能伸直的手，下面的说明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使用了十多年有毒燃煤的贵州农民，请大家捐助煤中毒者云云，而海报的题目是：“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这句话来自乐队Beyond一首咏唱母亲的歌，《真的爱你》，于是，整个海报的效果都大大加强了。

Connie告诉我，有一个宗教团体宣称非异性恋者是因为脑子里有一团绿色的东西，只要经过治疗，把那团绿色东西吐出来就好了。于是，在一次论坛上，Connie她们特地印刷了十多个呕吐袋，在论坛进行中送给那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以此嘲讽他们。她说，我们就是觉得有趣啊，而且媒体也会觉得有趣，还上了当天的报纸。

Connie在大学时就喜欢组织活动，毕业后，她一直在媒体做记者，业余时间做一些社会活动。一开始，她只是组织大家玩，做同仁杂志。可是做了几年，她觉得很悲观，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人心，都改变不了什么。她所关心的女性性权利，一点没有改善。所以她停了下来，专心工作。两年后，她想得也够了，休息得也够了，然而决定却是：辞去自己工作了好多年的媒体工作，加入一家NGO。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想做一些和社会关系更密切、更能切实改变些什么的工作。

年轻人应当如此，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Connie很少抱怨，她所告诉我的，都是具体而微的行动。现在Connie做的事情，是和政府各部门联系，争取少数族群的权利。每当政府反应说，我们很愿意帮你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帮。Connie就要帮政府去想具体的方面，具体的改变方法，然后和更具体的政府部门谈判，培训他们。

Connie和她的朋友们就是这样的，她说，假如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就让我们自己动手，不要期待别人。Connie还告诉我一句话：一定要找到和你相同的人，靠一个人，是改变不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