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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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生活》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许知远就拿出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说，这就是我们的范本啊。

这的确是特别好的方法，据说在奈保尔遭遇写作危机的时候，正是旅行和采访式写作拯救了他。虽然在过去一年多的写作实践当中，没有学到奈保尔，基本是在黑暗中摸索，但是漂亮的游记一直是我钟爱的文体。不谦虚的说，之前我的游记里，不缺乏细微的感觉，也不缺好文字，缺的开阔的气魄，所谓开阔，一是通过采访，出现更多的人，除了自我之外的他人，二是除了此时此地之外，其他的时空，这是要通过大量阅读和资料研究，才能完成的。这一直是我的缺点，2007年，我一定要突破这个写作上的局限。

上一次去香港完成的第一个作业，其实相当于游记，我已经开始努力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不是发表在《生活》，而是《东方企业家》。所以我说，在这里工作，最好的是可以打开自己，你会发现路多了很多。

我们先看到影像，然后才看到生活。

过了那道闸口，我像搜索记忆密码一样，张望机场大厅。全世界的机场大概都是这样，也可以无视南中国的温润，我目光所及是：粤语，繁体字，年轻的男孩穿着深蓝色的制服，他们皮肤黝黑，短发用发胶固定起来，干净、湿漉。这只是开始，以后的几天里，我还会看到多年前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场景：背着手在街上巡视的警察，密密麻麻悬在高楼之间的招牌，当然，大街小巷奔忙的人潮，繁盛的商品，还有那些地名：尖东，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中环……我并不真的认识这些地方，更没有在其中生活过，但这些符码早已深入我心。

不止是我，也许还属于大部分出生于七零年代的中国内地的年轻人。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的“黄金时代”我们并没有切身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香港大众文化的一时繁荣。那时的内地，流行文化匮乏，课本和革命歌曲远不能填满我们空虚的青春期。甚至姑姑们喜欢的早期大陆流行音乐，在我们看来也太老气。初中的一个暑假，在武汉读大学的叔叔带回家一盒磁带，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成立20周年合集。这是我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盒磁带，那些旋律、节奏都明显不同于此前的歌曲，甚至那些诘屈聱牙的歌词，都让我着迷。

在当时的华语圈，香港流行文化绝对是强势输出。一个弹丸之地的街巷名称居然那么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岭南，塞北，出现在各种磁带、卡拉OK、录像厅、电视机里面。一张香港地铁路线图，铿锵的粤语歌声，几乎就是许多内地年轻人的文化记忆。有一位朋友能够清楚的辨别香港两大电视台――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出品的电视剧，她历数各部电视剧，然后冲着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一摆手：“亚视的就是不行。”其亲切熟稔，好像自家后院种的菜。

这当然是十多年前的事了。1997年之后，香港经济回落。1998年，环球唱片公司收购宝丽金。“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些文化偶像过早的离世。除了怀旧，我早已不听香港流行音乐。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听，用自己整个的青春？

都说这里物欲横流，居然引发了我这个陌生人的乡愁。

但我只是来寻找这些符码，印证青春记忆的吗？有人问，是现实中的香港，还是电影里的香港更真实？这是一个陷阱，我不想掉入其中。事实是，我还期待陌生，期待差异所带来的刺激。这里分明是他乡。这里和大陆之间，隔着一道铁幕。语言不是问题。一位广东的朋友说，我到香港毫无语言障碍，可是并不觉得亲切，文化、传统都不同，好像另一个国家。

暂且放下熟悉、陌生……种种问题，我拖着箱子走过机场大厅，张望电话亭、出口、铁路售票处。瞥到一个穿着红色马甲，手中拿着对讲机的女孩，她应该是机场的地勤人员，我像往常一样目光瑟缩了一下，但没有收到内地服务部门惯常散射的傲慢与防备，目光闪回，这个黝黑、大眼睛、厚嘴唇的岭南女孩认真看住我，深深一点头。

借助清晰的指示，我很顺利的在机场找到了地理方位，用免费的公用电话问到酒店方位，办好电话卡，坐机场快线――铁路，在28分钟后到达中环。以后的几天里，我还将在很多方面体会到香港人的服务精神，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礼貌与秩序感。我几乎不需要懂得粤语，在每一个可能会迷路的地方，都有清楚的标示。还可以求助于友善的路人。我不需要懂得粤语，但是我急切的需要交谈。关于香港。关于我记忆中的影像和此刻亲眼所见。我所知道与我所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