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为了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些资料，都是你这个答案。纳闷啊，于是我去问大学同学--中国古典文献博士生冰妮同学，她也认为是“文字”的意思。但她又去查原出处《左传》，回来告诉我说，可能是我们错了。

我们共同回忆了一下，我有比较清晰的印象，是大学的古汉语老师讲课的时候有此一说，还特地告诉我们“文采”的意思是不对的。我们作为写字的人，对于先哲对文字的看重感到特别欣慰，就没有再追究过。

谢谢你的指正，不过我觉得，还是保留那一说吧，下次见到古汉语老师的时候，我一定要问问他。

纠正个小错误啊，中国古代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的“文”不是指文章，而是指写文章的文采：）

多谢你这么长的回复。也感谢你在另一条留言里对我褒奖，我也觉很高兴。



我同样非常感兴趣你所说的“语言结构的不同，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思维上又多大的区别。”以前我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在诵读的音乐性上，断句，语法，包括四字成语，为什么是四字？我也想过这种语法对人的思维到底有什么样的决定作用。没有想出所以然来。只是清楚了语言学转向以来的西方哲学，在中文语境里很难理解。所以我就没有试图去读过德里达。

嘿，可能即使回國也比較少機會去北京吧，你是在北京沒錯？



關於文字，你說的很對，它的實質是記錄和保留，因爲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持久性的優勢。不過它對於聲音的這種優勢，是個功能需要上的問題，很難説有等級劃分在裏面。或者我還不太明白你這裡說的聲音的問題具體是怎麽一個情況。



但是有一點，一切文字實際上都是一個對原始思想，情感的再解釋，而對文字的閲讀，又要經歷一個理解和解釋過程，所以，以交流保存交流為目的的文字，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被曲解。因爲時間和空間的持久性同時也意味着它抽離了情境和上下文，或者具體點說，由於歷史背景不同，人很可能缺少某些忠實理解文字的條件。所以，中世紀以後，由釋經發展而來的詮釋學何以如此發達，何以深刻地影響到一切藝術文學的領域，就可想而知了（你應該有看sontag的against interpretation）



從這點來説，面對面的聲音交流，由於它的直接，由於交流雙方具有相同歷史情境下的共識，它在表意和傳達意義讓對方理解的角度來説，可能更可靠些。



另外，關於象形文字和注音文字，我覺得這很可能會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歷史地理學很看重地形氣候對人種和生理結構的影響，我個人覺得頗有道理的。而我關心的是倒不是它們何以產生，而是由於語言結構的不同，東方人和西方人在思維方式上有多大的區別。



這個非常非常有意思。尤其是讀哲學的話，會深刻體會到這一點。比如，中國爲什麽從來沒有發展出嚴格意義上的思辨哲學（宋明理學是最接近思辨哲學的流派了，

可其實也是以道德哲學為基礎的），爲什麽完全不可能有邏輯學。這是根植在中國人的語言結構裏的。近代西方哲學和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試圖從語言的邏輯結構裏尋找本質性的東西，但很多理論脫離了西方語言的語境，根本就不能成立。



另外要提一下的是，五四以後，中國人日常白話的語言已極大程度地西方語系化，從邏輯結構到用詞。越長時間講外文，這種感受就越強烈，很驚心。我一直覺得，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西方化，根本上是從語言的西方化開始的。

是啊，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好处，免得囫囵吞枣变成神话了。多谢啦，回国的话来找我玩啊！

呵呵，隆重了一些啊

這裡牽扯到的東西多了些，簡單說一點。



對話体的問題。

不知道你那位朋友說的宗教原因具體是什麽。就古希臘而言，對話這種形式之所以重要，和他們的城邦生活方式有着更爲直接的關係。民主議政是一點；另外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古希臘人的大多數時間是在露天的公共場合度過的。你看他們的文獻記載，室内私人生活微不足道到幾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計。這種特徵一有賴於氣候，二是由相對簡單的物質條件以及今天我們這些現代城市人根本無法想象的精致的城邦規模所造就的。

廣場對話很自然而然地成了古希臘以雅典爲代表的那些城邦居民最習以爲常的交流途徑——理想一些說，那是一個市井小販皆能出口成章的時代。因爲精神生活是古希臘人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公開的辯論和議政又是他們最基本的政治生活方式，所以，對話体在當時的思想領域所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因此說最高的智慧就體現在對話中，似乎也牽強。因爲任何一種表意或交流方式都有它的局限，它的適用和不適用，對話也是如此。關鍵是探討什麽樣的問題，想獲得怎樣的結果，交流和表意的目的是什麽，這些不同需要你去選擇用什麽樣的方法，這是我所知道的哲學的態度。



另外，在古希臘的哲學家中，真正用對話体寫作的也只有Plato和Xenophon，Socrates本人，衆所周知，他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而古希臘記錄成文的對話体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和我們今天常識概念裏所說的就某個問題的探討類對話是有比較大的區別的。它是一種哲學方法， “真理的接生朮”是相當相當刻意且富有思辨技巧的，絕非自然語言形式的對話。



到了現代，思想界又開始經歷對話的復興，這也得益于傳媒手段的發展吧，當代西方學者中，有一些留下過相當精彩，思想價值極高的對話式記錄，比如Toynbee，再比如Derrida。911以後，Derrida和Habermas做過一次非常重要的辯論式對話，已經成文出版，但很可惜，就我所知，國内似乎還沒有譯本。



時間有限，關於文字記錄和聲音的問題，稍后再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