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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报道中看到,1990年代之前(也就是1980年代了),中国大学是“校长治校”,1990年代之后,就是书记说了算。教育行政化当然是有着深厚的基础,但是1990年代之后变本加厉,把一度萌芽的大学精神都窒息了。唉,事情不会一直这样坏下去,必须要相信如此。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就任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号称要“去行政化”,“学者治校”(http://news.163.com/09/0924/07/5JV8SPHL000120GR.html),拭目以待。

    我私心里希望,那些宜人的城市,青岛,杭州,厦门,昆明,成都,不那么宜人的城市,兰州,等等,能好好办大学,在文化上有开放、自由的城市态度,变成区域的文化中心,那时候,谁愿意生活在北京啊。

    以中国人之勤勉,中国传统之深厚丰富,只要有自由的空间,思想的迸发不是难事。只可惜这些年在教育制度里的人,做了时代的牺牲品。

     

  • 云南喜州 - [中国档案]

    200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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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910/chinese-town

    两个美国人,试图保护这个古镇,避免被粗俗开发。文章结尾说: 中国各地的古镇已一种粗鄙的方式进行商业开发,这种模式的典范就是丽江。后者是许多中国旅行者的最爱,却令大多数西方人失望。Brian Linden(美国人之一)说喜州官员已经从丽江得到教训,会做些真正高级的事儿,但作者对此并不看好。

     

  • 镇宇

    20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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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之前叫做“镇宇”的店,最早开在北大小东门外面,一墙的古典音乐,和一个始终微笑、背着双手、轻声细语、门牙中间有一条颇大的缝隙的男店主。那是北大最好玩的一段时间,东门外的胡同里,有万圣书店,小而思想密度极高,它是最早的地标;有雕刻时光,台湾人在北京开的最早最有名的咖啡馆,主题是电影,当时盗版碟还没盛行,周末这里就是录像厅;有蓝羊书坊,常常能在那里找到别处没有的书,电影,海报,CD,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我常常怀疑那是因为店主老景是河南人。。胡同外还有许多推着三轮车卖旧书的人。我毕业那个夏天,胡同里突然多出很多咖啡馆,其中有一家叫today,老板是一对湖南姐妹,文学青年,真有湖南人的骡子脾气,非要跟我说,现代汉语里写得最好的都是湖南人,沈从文,张爱玲(张爱玲?是的,虽然她生于上海,但她母亲是湖南人),我怀疑她还要再加上毛爷爷。那时的南门外,有一条胡同叫军机处,里面都是“胖大妈”之类的小饭馆,一盘土豆丝六块还是八块,那时候因为穷,不怎么去那一带混,现在想起来,真是乖得愚蠢,多可爱的藏污纳垢之地啊!

    毕业一年之后,东门外的平房都拆了,三四年之后,南门外拆了。这些文化生态都毁了,变成大楼、绿地和四环路。每每想起这事,我都想骂人,去他大爷的北大领导、教育产业战略、以“拆”为核心的城市建设。同学说,他们都是有预谋的,他们知道这件事。是吗?他们知道流浪汉们会这样聚集起来,从思想上造他们的反吗?是相信他们胆怯而狡猾呢,还是相信他们粗俗而暴力呢?

    愤怒而不能有所作为,就都变成了内伤。我决定不生气了,言归正传。万圣搬到蓝旗营,变成大书店,蓝羊后来去了清华东门,现在还在吗?雕刻时光应该是活得很好吧?镇宇搬到西门对面的蔚秀园,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只有四张桌子的咖啡馆(名字改成了“斯××”,抱歉没记住),和它的主人一样安静,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据说会被客人顺走,最里面的小屋里藏着上千张DVD,都是最好的版本(当然是盗版的)。

    十年过去了,店主还是没有变!讲起这些年经营的艰辛,他说,毕业以后都去东边了,就像你这样。我们又谈起单向街,他说,单向街最大的就是媒体优势,可是我也并不想宣传,只希望朋友口耳相传,这样更纯粹。在这个轰隆变动的时代,这种一根筋的书店、咖啡馆、DVD店可怎么活下去呢?“坚持”这个词,就在这种时候显出它原本的含义。

    如果拦不住推土机,就用自己的消费,去支持自己喜欢的店,喜欢的书,音乐,喜欢的生活方式。不抱怨了。

     

  • 布罗茨基

    200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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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无法成为的那个人。我想成为一个刻薄傲慢的人。看布罗茨基的文章,永远不留情面的批评,撕破温情的保护。北岛见到布罗茨基寒暄说,中国和俄国都是历史悠久的伟大文明,布罗茨基说,俄国是,中国不是。北岛从此对布罗茨基印象很坏。要是有人在我面前这么说,我也想扇他两下。同时也想喝彩,中国文人就是这样,战斗性不足。

    看到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思想论战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08860,很震动,人们很容易为取悦听众而饰演温情,谅解,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自然,那是更残酷的问题。崔卫平的《正义之前》里有更详细的分析,除了民族的差异——布罗茨基一定是忽略这个的,就像他不了解中国文明一样——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结论是,作为诗人、批评家,布罗茨基始终是怀疑主义的,常常在发掘人性之恶,而哈维尔既是剧作家、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行动者,他相信自己行动的意义,他也相信,“在我们的社会,有巨大的沉睡着的善意。”

    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言,字字珠玑。在家里通篇朗读,心里坚实了一些。

     

  • 婚姻

    200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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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结婚,有人离婚。更多的人怀孕。提醒我自己的“社会年龄”。海威说,挺好的啊,总要有大部分人过着安稳的生活,如果都折腾,不是乱了吗?对主流生活早已失去感觉的我,似乎有很多话想说,又难置可否。

    看到Amelia Earhart,第一个飞越太平洋的女飞行员在婚礼前写给丈夫的信,那是1931年:

    Dear G.P.,

    there are some things which should be writ before we are married, things we have talked over before most of them.

    You must know again my reluctance to marry, my feeling that I shatter thereby chances in work which means to -- so much to me. I feel the move just now is foolish as anything I could do. I know there may be compensations, but I have no heart to look ahead.

    In our life together, I shall not hold you to any medieval code -- of faithfulness to me, nor shall I consider myself bound to you similarly ... Please let u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other's work or play, nor let the world see our private joys or disagreements. In this connection, I may have to keep some place where I can go to be myself now and then, for I cannot guarantee to endure all the confinements of even an attractive cage. I must extract a cruel promise, and that is you will let me go in a year if we find no happiness together.

     

  • 起点

    200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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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几乎忘了出发点,做一件事情,是因为它有意义,喜欢,才去做,而不是因为它会不会成功,会不会获利,会不会失败,市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这是策略而不是动机)。要始终提醒自己这一点。决定了大方向,再来考虑策略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

     

  • 推荐

    200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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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才看到这个网站,人文与社会http://wen.org.cn,很不错。让我最有启发的是这篇《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中国之行》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1480,录下其中一些话:

    ——在那个时代(1960-70年代), 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刚刚兴起, 学者们都满怀热情投入到理论化工作之中, 确实会出现一些所谓理论的“通货膨胀”, 但是如果不经历那样的过程, 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认识。站在今天的角度批评过去是容易的, 但是没有新的探索, 认识就不会进步。

    ——克里斯特瓦把中国称为一个“谜”, 而解谜的方法就是通过精神分析和符号学来探究中国文化在主体塑造上的特殊之处: “一是女性和母亲的特殊作用,二是语言的能力从属于音乐(四声的语言) 和手势(身体) , 二者不可分离。”她认为, 中国在远古时代是母系社会, 母亲是家庭的中心, 根据母系血缘来组织家庭和社会, “这使男性和女性对他们在心理和性别上的双重性, 或者说‘心理上的双重性别’确信不疑(对母亲的依赖和对父亲的依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 而且这一点比其他文化都更加强烈, 尤其是比基督教盛行的西方, 因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父系关系”。即使后来的中国在儒家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取得统治地位以后, 远古的母系传统还得以部分保留。

    ——在性别问题上, 儒教和道教形成了二元对立的两极,儒家代表男性的统治力, 而道教则重视生生不息的“阴”的力量, 强调平衡与和谐。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父权统治的社会。虽然受到压制, 但是母亲和阴性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依然保持活力,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中国的四声语言具有与众不同的音乐性, 韵律和声调的意义先于句法意义, 或者说“发声”先于“秩序”, 这与西方纯粹秩序性的语言是不同的。克里斯特瓦曾经学过一段时间汉语, 在她看来: “语言交流是最佳的社会契约, 四声的语言在这种社会契约中保留了母子关系的早熟的印记(因为所有孩子都是先学会韵律, 再学会语法, 而中国的孩子能够使古老的韵律承载起社会化的意义) 。因此, 汉语得益于它的四声, 保留了一种先于句法、先于象征符号(因为符号和句法同时产生) 、先于俄狄浦斯情结(虽然声调系统只有在句法结构中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 的东西。”中国文字的意象性, 虽然不断被抽象化, 但是其“形”、“声”依然得以保留, 中国的书写不仅是在制造符号, 同时也保留了身体的运动的印迹。“由于这些组成要素从属于一种比句法意义和逻辑意义更为古老的心理层面, 所以汉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潜意识的、感觉的仓库, 用汉语进行思考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与这个仓库相割离, 这个仓库是汉字演变、创新、复生的最佳实验室。”

    ——今天的现实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金融危机中如果说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 那就是华尔街的逻辑还没有被所有国家和人群接受, 投资银行家还没有来得及把世界全部洗脑。在漫长的战争和宗教文化的冲突之后, 欧洲文明留给这个世界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对多样性的尊重。与其说欧洲是文化的发源之地, 不如说是汇聚之地。克里斯特瓦对欧洲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与对身份的现代崇拜相对应, 欧洲文化是一种可无限重构的、开放的身份追寻。正是这一对比, 这一‘逆流’, 构成了欧洲文化的意义、价值和困难之处, 同时也构成了欧洲文化的本身。”

    ——克里斯特瓦认为西方世界有两种文明模式, 一种是美国式, 一种是欧洲式。前者以自我实现作为自由的标准, 而在当今技术统治的世界上, 自我实现意味着经济的成功和利润的最大化; 后者的自由则是“自我在向他者倾诉、敞开、呈现的话语的本质中舒展开来, 并在这一意义上得到解放。”诗人和自由思想家是拥有这种自由的骄子, 他们在永不停歇的探询中反叛: “回归以前, 揭去面纱, 找回源泉, 重新奠基,得到启示。”欧洲的信念在今天遭遇了挑战, 但是这使多样性的特征更加难得, 在欧洲与中国相遇的经验中,“对他者的接待”弥足珍贵。

    这是2008年2月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访问中国时有人写下的文章。克里斯蒂娃我也曾尝试读过,根本读不懂,后来觉得语言学派生出的这些思想我还是放弃吧,那的确是植根于另一种语言体系里面。但是这些话是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承认语言对于心理结构的重要意义,那汉语的特点、影响到底是什么?当然,还有性别问题的独特性。只是仍要警惕西方-理性/父权、东方-感性/阴柔这样的文化想像。

    在另一篇当时的文章(http://news.tongji.edu.cn/show.aspx?id=23334&cid=18)提到,克里斯蒂娃所认识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至今以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奇迹召唤着世界。”但她同时忧虑,这种中国经验和思想,是否从本质上反对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自由个体性”和“真理”概念?

    朋友发来村上春树的获奖演讲《永远站在蛋这一边》,说单向街也要这样啊。我一直不太喜欢很多日本作家故作天真的派头,包括村上,包括他这篇演讲,但是这是对的,站在墙的对面,站在体制的对面,站在权力的对面,站在生命、灵魂这边。

     

  • 黑暗

    200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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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常常在凌晨三点醒来,听着自己越来越快的心跳,看见黑暗翻腾的内心深渊。很害怕。要花些力气到达白天。不如学荣格,令自己做梦,令自己潜入潜意识,或许可以预见到一些未来的事,如何?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梦见些自己的琐碎破事。呵。

    傍晚开完会走在回家的路上,北京秋天的天空真是挥洒逍遥。像是困在一个黑暗的盒子许久,终于开始看见了光亮。我在心里把所有事想了一遍,有些东西逐渐清晰起来。要让自己强大,同时不迷失。我仍然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时日无多,要珍惜啊。

     

     

     

  • 我就不信了

    200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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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使隐喻盛行。不能自由的说话,只好写诗,写寓言。不能问政治,只好大家都做文艺青年(从这个角度讲,其实我挺讨厌文艺青年的)。有时候已经不知道尺度在哪里。自我审查比当局审查还严。写个破博客,老是被隐藏,几乎要失去耐心。再发一遍,原文标题是一个人名。

    7月初在新疆旅行途中,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名字。山东人,文革时的革委会主任,后来执掌新疆大权十多年。因利用权力将新疆资源转租给山东利益集团,当地人民饱受政治、经济等重重重压,王被称为“山东人民的好儿子,新疆人民的贼娃子。”

    随后爆发那次著名的事件,当地朋友,无论回汉维,共同的祈愿是,希望这次事件能让边疆恶霸下台。民族问题是表象的矛盾,一样显而易见、却不为外 人所知的是,地方吏治已经黑暗到了极点。在伊犁,我们听到了美丽的冬不拉,哈萨克情歌,另一个房间,忧心忡忡的当地朋友同时说出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 就有反抗。到达喀什,看到电视里反复播放此人的讲话,僵硬、虚伪,就像这个政权的本质。在他丑陋的面孔上,有一颗很大的痦子。

    回到北京后,生活发生太多事,但我一直难以忘记在新疆时一路恐慌而愤怒的气氛。就在之前的一个晚上,穿越天山时看到美丽的月亮,发短信给朋友说,我 愿死在此地。新疆一直是我爱的地方,热烈,混乱,鲁莽,即使汉族也充满血性。那也是我家乡人逃荒的目的地。我为那片土地承受的苦难而难过。

    反抗没有停止。新疆很难再平静下来。请愿的方式,几百人的生命,是不是可以换来稍许宽松的的治理,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丑陋的男人将会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