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住在哥本哈根一所体育大学里。偏僻却舒适。原来想，这样的城市、国家，大约没有不舒适的地方，像路边那些红砖小楼里整齐的阳台，雅致的咖啡色椅子，用一个下午擦干净阳台的老人。事实并非如此，有极其乱糟糟的地方，空气里有大麻、性和反叛秩序的呼喊，虽然酒精早已让那呼喊变为颓废。我真心喜欢这个城市的容纳能力，但又觉得，这些理性的容纳，是一种奢侈的实验，是一个人在富足之后还不想变蠢，用自己的金钱和智慧维持更新的活力，令人羡慕，却不拥有那种与困顿共生的令人惊叹的力量——当然不是指中国，中国的困难与创造力相比，是太大太大了。

在大学的餐厅、共同的活动空间，酒便宜到几乎白送。在也许是一种非洲音乐中，人们在慢慢退去。之前，大家分别用西班牙语、某种非洲语言、中文，为一个丹麦志愿者唱完生日歌。更之前在放映电影的时候，人们问，为什么电影里的人在讲“我不同意”的时候还在微笑？ 羞涩而勤勉的中国人，在独自喝完一杯酒之后，将会睡去。晚安，北京。

去年“3·14”拉萨事件和火炬传递风波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为当局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完美结合赞叹（这篇旧文被blogbus设为隐藏，横戈老师，您倒是告诉我，除了风花雪月，写什么才能见光）。这一次从新疆回来，世界仍以往常的秩序运转，大部分人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死去的那100多人意味着什么。是，解释和理解这件事都有些难度，那么事件过去后，会留下什么？热比娅吗？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有一个敌人在作乱。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吴晓波所做的预言——十年之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中国将会发动一场对外的战争——实在很有道理。

民族间的仇杀掩盖了一个问题：地方吏治已经黑暗到不行，高压手段一步步考验人们的忍耐底线。这个庞大的官僚机体一时不可能转向，于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沉沦。

在新疆的最后几天，电话通讯和网络都断了，这些现代传播手段当时都在传播着愤怒和疯狂。可是政府不可以因此更加肆无忌惮地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