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一）

昨天下午《周末画报》的同事跑来问，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了俩老外？高远问，你怎么知道？答，我在楼下看见他们，其中一个挂着一个破莱卡，一看就是大师级， 我想，肯定去《生活》了。

这个胸前挂着破莱卡的叫爱德华·基廷， 曾经拍过《66号公路》，不算大师，但确实有名。基廷小个子，留着一圈胡子，一开口，口音很重，嘴里像含了一团草，说了半天，我一句没听懂。这时旁边的查理说话了。神人来了。

查理高个子，穿着格子衬衫、星条旗的球鞋。他头发揉得很乱，像电影里的落魄作家，也像从昆汀·塔伦提诺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生动、滑稽，每句话里都带“fucking”。他曾经做过面包师、老师，在《纽约时报》做过12年记者，得过普利策新闻奖。这次来中国，是跟踪采访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给《名利场》写一篇人物特写。

我用我的二把刀英语，请他以这篇为例，讲一下采写文章的全过程。

他正经起来，坐直了：“首先，我找到大师，告诉他我要写篇关于你的报道。他问你要写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抱着胳膊身子往后一仰：“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这时候你完全可以像个白痴。他答应以后，我去找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做研究，书，杂志，网站。下一步，我找一些认识他的人，去打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再去见他。”

“你怎么采访？”大个子忽地站起来看着我：“这样是你，”再跑到我的后面：“这样也是你。”他转遍了我的四周，我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足够的观察。“你知道吗？大师快要死了。有一瞬间，他突然昏了过去，大家都吓坏了，他老婆伸手摸他的脸，他突然睁开眼说，别碰我！”查理把自己的手放在脸上，睁开眼重复了一遍：“他说，别碰我。多冷酷啊。他是很伟大，可是他多冷酷啊。”

“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足够了？”

“嗯，这个问题好。其实永远不会觉得够，永远都觉得缺东西，你知道，我要的不是profile，是story，profile是fact，fact，fact，而story是有开始，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的。”他摸着下巴想了一想，“也许可以这样回答：每次在采访别人的时候，我都在寻找自己，当我找到了，就足够了。”说到后面这些，他一字一顿，看着我们的眼睛。看我们没反应，他举例说，“有一个女人，她妈妈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你知道这对她来说有多难接受吗？后来她继母死了，我去采访她，她怎么也不愿意说。我想起我妈妈曾经改嫁过三次，这对我来说也很艰难，我就从来不和继父说话。于是我问她，你给你继母买过礼物吗？”查利抬起头，模仿一个若有所思的女人：“‘没有。’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给我继父买过礼物。我又问她，那，你爱她吗？”缓慢的回答：“‘是啊，我爱她。’这就是了。其实我也爱我的继父。我在寻找对方和我之间的联系，当故事能打动我，也就能打动读者。”

里根去世的时候，查利和很多记者一样去参加葬礼。“多没意思啊，那种场合。我就一直等一直等，所有客人都走了，记者走了，家人也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躺在棺材里。我想，多可怜的人啊，没有人真正在乎他。可是，还是有人留下了，那是一个墨西哥人。他留下是因为里根在1986年签署一项法令，让1982年前来美国的非法移民合法化。那个墨西哥人就是其中之一。我想，这足够了。写完故事往老板面前一扔，看，这个故事怎么样？你看其他媒体写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我也没什么，我就是等着。”

晚上我们在酒吧喝酒，基廷没有来。查利学基廷神经质、不知所云的说话：“我说过他很多次，你来的是中国，你要认真观察别人，看对方是不是听懂了你说话，是不是需要再解释。可是他不管。”我开玩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你是作家。”查利的确很擅长观察，他常紧紧盯着你，像要钻到你脑子里去。为了回应他，我也狠狠盯着他，结果第二天眼珠痛得要命。

查利来自底特律，汽车之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底特律像很多工业城市一样衰落了。查利的弟弟原本是汽车工人，现在也失业了。查利跟弟弟说，嘿，兄弟，我要去中国了。弟弟说，哦，是吗？如果你碰到了我的工作，向它问个好！（If you find my job, please say hello to it!）

底特律衰落之后，生命也变得脆弱。查利曾经拍过一个片子，讲在底特律收尸的人，每具尸体几块钱，每年能赚好多好多钱。“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说，白人自杀，黑人互杀，中国人好像永远不会死！”我们大笑。查利说：“什么是故事？这就是故事！”

（二）

昨天下午干了一件从来没干过的事情，在sohu主持访谈，做视频直播。说完“开始”，就自动进入拿捏造作的状态，后来意识到自己的表现酷似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顿时有点不自在，开始摆弄小动作。尽管如此，访谈结束后无比兴奋，在紧张状态下迸发出的能量，挺好玩的。

访谈嘉宾是老摄影家李振盛，因为在“文革”中拍摄了大约10万张图片，被称为“红色新闻兵”。最牛的是，他不仅拍摄，而且完整地保存了照片，大多数摄影师把底片上交了，但是他把底片都藏在地板下面，直到可以公开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不是有清晰的意识，要记录什么，我就是工作习惯好。

老头到了什么程度，前几年癌症手术，他指挥麻醉师把手术的全过程拍了下来。手术前，他专门培训了麻醉师，手术中指挥麻醉师，这边，这个角度来一张。

我们还聊起1989年。那么多生动的细节，但我们还绊倒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做过了文革的影展，老头希望有一天能做89年的展览。

老头问，你们公司有党支部吗？我们大笑。Q说，我们这里不提供信仰方面的服务。老头叹，你们赶上好时候了。

（三）

继续台湾行前的准备工作。晚上和《远见》杂志的两个朋友吃饭。

这些日子对台湾的研究让我感触很多。最开始想去台湾，是听到林怀民说，1970年代，他们有感于台湾西化严重，所以发起了回归传统，回归本土的运动。像一下子通了电一样，我一直觉得，中国文化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怎么向传统寻求资源，同时又能保持开放，转化成为新的可能，表达”现代“社会，并能参与建构，而不至于符号化、表面化——本土运动应该足够坚实、柔韧，因为它也是寻找国家/民族身份，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前辈的努力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我是后来才不太甘心的承认有所谓”历史阶段“，问题当然远比这复杂。很多台湾朋友会把今天的大陆比作台湾的八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不安份的年轻人开始在找事做。林怀民说，今天大陆年轻人的行动和渴望，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所有经济体，地区当中，大陆和台湾使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背景，很多事情可以太直接的借鉴。

这些天认识的台湾朋友（基本都是女孩），都很友善，礼貌。毋庸置疑这是教育的作用。相形之下，我们经过了文革，又迅速的市场化，文化的重建要艰难得多。我常常想，中国大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世故的人了， 从小就生活在人际关系当中，又利益至上。台湾年轻人则简单、温和得多。当谢丁发现他们在一起不聊房子、车子的时候，非常惊讶。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一样？静宜觉得，价值观的教育最重要，而谢丁固执地认为，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最重要。

在湘菜馆，我们一边挥手赶走苍蝇，一边投入地发言。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教育。假如一个社会有良好的体系，就可以保证大部分人在一定的水准之上，而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只能靠概率，13亿人，总有一些不甘心这么活着，就看个人造化了。这就是区别。说起来，我们这些人也真是不容易。可是想想，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有一点我们都同意，假如两岸放开交流，其实都没有政治的问题。 静宜她们惊讶于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尤其是流行文化，这是现在最重要的文化力量，也是我拒绝看见的，所以我选择回到台湾1970－1990年代。回去的路上，小月说，想不到我对台湾这么了解，——我是指流行文化。我说，我对台湾也已经很了解了，不过是在另一个部分，我们拼起來，就是一个完整的台湾吧。

我对王安忆的感情经历了一个转折。很长时间内，我都认为她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她讲述世界的巨大魄力，和对人物内心的绵密推进相结，而且在中国作家里，她是少见的勤勉而凌厉。可是看她的近作《遍地枭雄》、《启蒙时代》，真是失望。王安忆式的罗嗦变本加厉，但是人物的细微心理已经不再像三恋时期那么惊心动魄，变得平庸、冗长。相较朱天文在长篇里诗句一般的铺陈，我不知道王安忆这么长的篇幅有什么必要。

但是今天看到一个访谈，王安忆说，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推到这个时代上，个人是有作用的！忍不住笑。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力量的。她这是骂编辑呢，编辑品味不高，出了差东西，推说读者就这水平，是够无能的。同样，我也听腻了“***就这样”，“中国就这样，没办法”，尤其是从年轻朋友那儿听到，让人想发火。不管是西方人文教育，还是中国儒家传统，都有可能塑造刚健的人格，咱们这儿怎么这么弱？

我在很多场合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关于许知远的评价。这其实挺让我困惑的，我该像大家一样调侃他两句以和谐饭局的气氛？反正调侃他如此容易，还是作为team成员为他辩护？因为关于他的误解也如此之多。推荐他最近在FT中文网的专栏吧，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4270&pos=MID_HLB&pa1=0&pa2=0&pa3=005000117&loc=SPECIAL%20REPORT。这篇写得很好，对于复杂性的理解并不消弭其价值判断，或者说价值判断并不消弭了对复杂性的理解。而且流畅，清晰。引用苏珊·桑塔格对于戈达尔的评价，戈达尔和伯格曼这样严密的人不同，他喜欢做简单的判断，这种判断有力，也容易被人挑出毛病。总其特点，再引用Emily对许知远的评价，他虽然有各种弱点，但他毕竟格局大。

看完了《日本帝国的衰落》，好看。可惜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战争。相比较而言，中国抗战的写作不仅是太少，而且粗糙，死板。记者写作其实有非常广阔的出路。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文译本居然这么少。难以理解。马尔克斯也是记者出身啊。 

爸妈来北京了，他们像安全局一样问问题，像医生一样逼我吃饭。他们增长了我上班的时间。

赴饭局之前，去见了一位台湾朋友，孟夏介绍说，她在媒体工作了很多年，非常喜欢《生活》。我打算把手里的《生活》送给她，她惊呼——用台湾女孩特有的、像昆曲一样的低频惊呼：我有，我有，每次来大陆我都买的。不光是《生活》，每次来北京她都看到新杂志，很多捧在手里，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杂志……怎么会出来？就好像90年代的台湾，丰富，有创造力，然而今天的台湾，已经不会了。

我们的话题当然就是：从媒体，到台湾。

我问应该怎么称呼她，她说叫我“蓓蓓”吧，朋友们都这么叫我。我不礼貌的笑了一下，因为相对于这个昵称，她已经不年轻了。回家后一google，才知道这位“蓓蓓”在台湾媒体界真的算一号人物。十年前她参与创办的Sugar，后来成为台湾第一少女杂志，因为厌倦，今年Sugar停掉了（不是卖掉，是停掉），她去了非洲旅行，下一个目标是南极。

在我去之前，他们已经聊了很久。这些想必已经说过，但她还是一一的铺叙，不紧不慢，不漏掉一个拐角，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使之完整的表情。这种耐心和典雅让我着迷，尽管我也常常打断她。我打断她，是出于追问下去的好奇。为什么停掉？台湾媒体现状是什么樣子？为什么会这样？那能怎么办？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天分，每次认真的参与谈话，就会使话题变得十分沉重——除非你真的享受这种沉重。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关注台湾话题，但今天晚上是第一次深入的讨论。蓓蓓回忆起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文化喷薄出无数可能性，到现在百业萧条，文化单一，不是我臆测的社会生命体的周期，成熟产生惰性，原因仍然是具体的。转折点在1995年，李登辉宣布台湾要独立，两岸关系紧张。出于政治的考虑，许多外资撤出。“台湾变穷了，而文化是人在有钱的时候做的事情。”资金离开台湾，台商离开台湾，许多文化人离开台湾，台湾逐渐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蓓蓓在等待明年大选的结果，假如民进党继续执政，她也会离开台湾了。

之前看李欧梵讲香港的文章，很有启发，一个社会的根应该是多元的，单一文化是没有出路的。台湾回归传统，无论是原住民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殖民历史，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这是开放的，多元的，也是有胸怀的表现。而所谓“去中国化”，其实我无所谓台湾独立，但政治目的束缚了自身的资源和想象力，对台湾来说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蓓蓓建议我到台湾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眼所有的报纸杂志，还要在凌晨3点去诚品书店，“你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蓓蓓的描述中，我想要见到的朱天文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媒体露面了，“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吗？”“不是，她愿意，但是媒体不要深刻的东西了。”她喜欢的作家简桢已经有十年不知道在做什么，看不到她的文章，也没有出版社为她出书。

虽然之前我已想到，台湾文化的繁荣时期已经过去了，但这还是让我有些失落，正如蓓蓓所说，80、90年代，大陆，香港，台湾，在整个华人世界，台湾是文化的希望，我以为那是彼岸，原来没有彼岸，只有此岸。

采访从这里已经开始了。蓓蓓帮我想了几个采访人选，我已经可以预料，这次台湾之行会非常丰富有趣。10月台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