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其实还是很容易不开心的。在活动现场看到《生活》的片子，大部分都是我们去年做的题目，大圣说想起了Emily跟我们一起讨论选题的样子。我说想她啦？她抿着嘴点点头。我也想她啊，有她在，我就不用跑到这个矫情到极点的破地儿腿站得酸痛，有一半时间，那里到处都是纯白坚硬、充满拒绝意味的皮板凳，另一半时间，是穿着各式行头、举着香槟杯走来走去摆pose的男人女人，后者无疑比前者更为虚空。我也在那里走来走去，感受着价值观的巨大冲突，内心充满讽刺和无奈。

并不觉得有趣，因为铺满全场的是某一两个人的欲望和虚荣，这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这真让人无法忍受。

活动前的八个小时内，不停的有人走进办公室跟我念叨，你这衣服不行啊，要盛装出席啊……让我想起六年多以前，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结束了在工地的实习，卷着行李到了公司本部－－去做总经理办公室秘书。总经理看了看我的衬衣T恤，没说话。一会儿就有办公室主任跟我谈话，明示我去买几件“正式”的衣服。这种正式的职业装，我只穿了几个月，就逃也似的飞奔到媒体－－一个可以随意穿着的行业。没想到啊没想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现在有人问我要msn的时候，我都会说，我基本不聊天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似乎只和邹波聊天。很多时候和工作无关，还是文学，还是内心的探索。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成为大作家潜质的人，每次聊天都给我很深的启发。我明白邹波是要寻求支持，但是对我来说，收获比他要大得多。

这是他今天说的一句话：《生活》必须有智力含量，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能过于草根和自然主义，草根和自然主义的血泪控诉就是另一种虚无和猎奇。

昨天下午开会，真是一筹莫展。编辑部人少，事多，都还是其次了，更l让人着急的是选题的陈旧，眼界不够开阔，思考不勤奋，我也是如此。恐怕以前Emily每次开会时着急的也是这个吧。说一千个选题，也还是感觉往后退了一步，都是别人嚼过的东西。那《生活》的锐气和独特性在哪里？以前在采访《汉声》的时候，虽然充满尊敬，但是那是一本进行视觉和设计实验的杂志，一个做文字的人很难觉得满足。黄永松说，他们一开始就把民俗的框架列出来，比如无锡泥人，贵州蜡染，之类，然后一项一项按部就班去做。－－这是踏实的方法，但是也不能令我满足。

《生活》仍然不是《汉声》啊，不是民俗志，也不是地方志，不是资料的汇集，不是碎片的拼凑，不是过往的缅怀者，假如多年后再看，我想那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准确一点说，是我们这一小撮人，怎样试图去了解、把握、描写当下的现实。怎么样才能看得更透一点，怎么样才能找到新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才能令自己成长为一个很牛的人？Emily走后，我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其余琐事，对上对下，我都可以勉力应付，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在洞察力方面可以与她相比，假如这本杂志因此而落入平庸，我真会觉得罪过。

就在这时候，许知远同学从机场赶来开会了。以前开会的时候，许知远通常被大家嘲笑“捅大词”，但是我每次都感觉到，他的格局之大，阅读之勤奋，思路之开阔，判断之敏锐，真是年轻这一代我所仅见的。让我想想，我的师兄师姐们当中，也许有非常聪明而基础扎实的，但是却没有他这样的敏捷和开放性。我很少见到这样一个人，坐在那里，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新想法，有一些来自知识而与真实经验无关，有一些逻辑混乱仅凭直觉却相当准确。他给我的启发是，我们的每一次选题，都可以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而不是对已知世界的因循。他的这种激情和勤奋，都让大家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了晚饭结束。

我不由对许知远同学说，你还是不可替代的啊。

还有Emily，Q，张帆，李翔……这是自大学以来，唯一一个让我有认同感的群体。这么多聪明、有热情、热爱阅读、写作和思考的人，真心想去做些什么，想去改变些什么，对自己的成就也充满了野心，我一万次的庆幸自己选择了和他们在一起，这让一个内心总有所执着所以难免不合时宜的人不再感觉失败，并且放心的飞速发展自我。

我几乎是非常镇定的接受了Q的离开，李翔的离开，Emily的离开，接下来是无比多的事情让我紧张起来，没有时间伤感。接下来是关于个人选择的犹豫，而一旦决定承担责任，心里就长出无穷的力量。我们不是帮派，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在给Q的信里写。我收到她的信，她鼓励我继续做下去，内中话语让绷了好多天劲的我，一下子松了，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帮人是真的分开了。还有远在上海的可爱的李翔，今天我接到他的电话。我想念这些聪明、勤奋、开阔的兄弟姐妹们。

张帆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们最后还是会在一起做事的。我高兴起来，不再嘟嘟囔囔了。我不怎么相信未来，只做好现在，但是，假如有这样的未来，总让人放心些。

四年前，我在半夜接到海威的短信：张国荣自杀，伊拉克战争爆发，想象一下那些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我不相信除了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抗争方式？我有些惊讶，只简单回：当然有。那边似乎很惊讶，问：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活下去，并且保持自己，能影响几个就影响几个。海威的感情向来激烈，而我总是温吞，或者我是懦弱贪生，但这就是我的方式，静静的保持自己，也保持缓慢的生长。

当我们在一起，像原子核聚变，因为相互的鼓励与启发，爆发出更大的能量。但当他们离开，我想幸好我曾孤独保持自己而拥有坚韧的力量，剩下来的，是聚集其他的原子核，做下一轮的爆炸。

今天产出作品两篇：《<生活>杂志北京编辑部人员架构与岗位职责》以及《<生活>杂志第十八期（2007年5月号）选题阐释与操作进度》。而该交的5000字的稿子还没有完成，明天又还有一篇稿子要交给《东企》。

我抱着薯片目光呆滞的坐在沙发上，心想这样的日子真的要是持续一年，怎么的也得辞职了。辞了职以后干吗呢？休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还要再工作吗？默不作声的拿起一本彼得·杜拉克的《旁观者》，最近发现这本书特别好看，尤其是第一章《老奶奶和二十世纪》，好玩极了。

放下书，决定还是写稿子吧。明天还将产出两篇：《<生活>杂志北京编辑部2007年人力成本预算》，以及《<生活>杂志第十八期（2007年5月号）成本预算》。

最近真是够忙的。撇开效率低这一点，事情也真是多，碎。每天都得去办公室了，可是案头工作还是得在家做。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只是过渡期，把事情都理顺了，周期调过来，人员都到岗了，就好了，我起码可以在周末看会书了。

上期邹波把文章一改再改，最后一稿是9.0版本，真是好，整个气场都十分成熟完整。好文章真是改出来的。他再交一篇文章，也很好，有些精深的意思了。鼓励他再做这样的题目。他说，这需要泡图书馆了。丁三说跟自己搏斗了六年半，终于解决了一些基本的问题，现在开始要做事了。他问我《生活》到底是要做什么的？我想了一想，把许知远的口号去掉一半（探寻国家精神），留下一半：描述当代中国。《生活》也仍然是这样一个地方，提供给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旅行，写作，摄影，做各种奢侈的试验。

开会的时候发现人真少，正在招兵买马的《东企》占掉了大半部分的办公室。这是我们历史上人最少的时期，可是仍然精悍，有向上的气势。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永远需要，可是我不急。《生活》的记者对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要求很高，得有一个算一个，就算不成熟，但是天分和基本功一定要十分好的。我忍受不了平庸的文章，没有创造力的表达。还好我们不做一份新闻杂志，不用靠人海战术。

昨天在采访王全安之前，给他看了《生活》，他原来很轻视的以为，是时尚的视觉的，后来发觉在文字上有硬的东西在，就很有些真诚的表达了喜欢。在他翻看的时候，我在旁边浏览那些熟悉的标题，也的确觉得，我们是做了些事情的，这还是一本不错的杂志。希望它能像《汉声》一样，做上几十年。

王全安带着小金熊去的，很可爱的小熊，我们都捧着金熊假装获奖者拍了照片。虽然他的电影我一部也没看过，但是谈过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人会很不错的，会成为大导演。清醒，踏实，又聪明。他的时代到了。

今天见到了另一个文化名人肖全。他是那一类男人：帅（也知道自己帅），直觉好（因此排斥逻辑），不愿意长大，怕衰老，把纯真、过去、童年、社会主义时代、天真的少女当作最美好的东西，把成熟和世故、肥胖、理想主义的失去联系在一起，说实在的，自己又什么都没落下。当然，他的照片我是很喜欢的。《我们这一代》，非常好。

肖全的女朋友总是很年轻，他说，她们都是刚刚毕业，好像在他这里进行了一个很短的培训，然后就飞走了，“我也不伤心，世界上的好妹妹多得是啊。”又讲起前一任女友给他写信说，当她老了，会站在他们曾一起拍照的桥边想，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位大师站在这里……末了肖全补充说，在接受《半边天》采访的时候，他讲了这段话，可能节目会播出来。

在北京的大马路边上，我们一起去饭馆的路上，肖全转过头对小月说，你是这城市里最美丽的。这话让小月乐了有两个小时，然后又很清醒的说，他肯定跟好多女孩子都这么说。

离开香港前一天，我手边的书是《香港百年短篇小说选》。翻看这本书，我发现经过作家、评论家刘以鬯的编选，这些小说虽然大部分称不上高超，但是语言都很纯净简洁，是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的风格。

香港文学受“五四”新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影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所喜欢的作家萧红为了逃避战乱，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也写出了她最好的作品《呼兰河传》。但这本书和香港毫无关系，那是人在绝境中对故乡最深的追念。

自然，我也不能忘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个人能做些什么呢？个人的写作，是为了自我救赎，可改变不了多少。在香港，严肃文学的写作，更加是一件寂寞的事情。

封底的荐语说，希望这本书可以让大家了解香港百年历史。可是文学不是文件，它有它独立的价值。话说回来，假如要了解香港百年，最好的方式倒不一定是文学。香港有那么多热闹的东西。

我住在北角，出了酒店，是市民街巷，十元一碗的云吞面，水果摊，这里倒很难听到普通话。酒店后面就是北角码头。夜晚可以去看静海上一轮明月。据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上海人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就聚集在北角。后来，又是福建人。所以这里有很多种风味的吃食。有卖上海食物的南货铺，黄昏时候有生煎包的香味，有西餐馆，福建菜，潮州菜。夏天的夜晚沿街有人卖旧书，有翻译西洋新知的通俗杂志《西点》，也有早期的文艺杂志《文艺新潮》。香港作家也斯从小住在这里，他说，北角的生活培养他食物和文艺的多元口味。

但假如说到香港文化，我想杂糅倒比多元更适合。中西杂糅，雅俗杂糅。我常常在茶餐厅喝“鸳鸯”――这是一种奶茶，由咖啡和茶混合而成，装在厚金属的缸子里，是大排档的日常饮品。我也去了“酱油餐厅”，原本是西餐，但是为了配合本地人的口味，加了酱油。我也看了很多中西合璧的设计。听了许多中英文夹杂的话。之前，我已经看过许多跨越雅俗的电影，听过许多歌，我有多了解香港呢？该怎样叙写香港呢？

我想起君特·格拉斯在香港旅行时说，香港有点像他的故乡但泽。但泽曾是波兰和普鲁士的属地，后来开放为自由市。1939年，划入德国版图。但战后，1945年，重归波兰，直到如今。他能了解香港的处境，他说，这是一个困难而有趣的地方。格拉斯以他的故乡为题材写了三部曲，也许有一天，香港也会有自己伟大的歌者。

人在变化中，似乎一切都会促进你的成长。你不找事，事也会找你。我现在倒是对我将要变成的那个样子有些兴奋了。我是要做事，怎么会怕事？真的，我发现了其中有趣的部分。不会再生气了。向Emily学习。

Ps，小月回来了。今天本该放假的。

我和Connie约在铜锣湾见面。这里是香港岛最繁华――也就是人最多的地段。我站在钟楼前面，背后是一个超大型的购物广场，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每当绿灯替代红灯，就有大片人潮向我裹涌过来，速度之快，方位之全面，无法躲闪，也无法礼让。潮水涌入购物广场，我就是留在岸上的海星。

购物广场地上地下相加有11层，这还不够，旁边还有大批零散的小店。每到周末，或者节日，这里就能听到许多普通话。大陆游客在酒店里吃方便面，但是购物时毫不吝惜。我记得刚刚开放自由行的时候，一个朋友从深圳过来，看到一家店里有背包打折，就买了一个包，把原来的包塞进去，再开始买其他东西。奇怪的是，她在街边的超市买了好大瓶的“飘柔”洗发水、护发素，像越南农妇一样，弓着背背个沉重的大包回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就算同一个牌子的洗发水，香港的也比内地的质量好。当然，现在她已经不会买洗发水了。

不要把这里说得太物质了。那么，走过路口，再右拐，上二楼，可以看到一个小书店，这家阿麦书房，是香港的“文艺青年”喜欢去的。它开在这里，或许能提醒我们香港文化的杂糅。

Connie随着人流气喘吁吁的跑到我面前，她喘着气说，对不起，老板一定要我开会。Connie短发，戴着眼镜，1月，香港的天气不过像北方的秋天，她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上了羽绒服。她说话很慢，总要想一想才说，但是非常扼要干练。

Connie是一个女性组织的负责人。那天她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做一个网络电台节目。这个电台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是一个民间的网络电台，没有密封的专业录音间，只是在某个公司角落的小房间里，五个话筒，一台电脑，一个操纵台。墙上写着香港人民广播电台，旁边是“人民要说话”，“言论要自由”。

这天的节目是讲女性性权利，Connie和她的朋友们在反对一些宗教团体的清规戒律。我听不大懂，只看见她们不时发出一阵开怀大笑，还对着一本讲猪年运气的书，念了好多。

后来Connie告诉我，她们从一开始做这个节目，就决定要做得有趣，严肃的话题也不能沉闷，一定要有趣，自己做得开心，别人也会接受。她拿着属相预测的书问我，内地这种书多吗？我说也有，可是不像香港那么多。她很惊讶，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不看呢？我又笑又不知该怎么回答，反问，那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看呢？她翻着书说，多有趣啊！

这里自然不用谈香港人的迷信，我受到启发的是，香港人特别注重用有趣、生动的方式表达理念，这是因为香港人不爱听严肃的东西，也特别能考验宣传者的本事。地铁里的公益广告，多的是用方言表达。有一副海报，是一双乌黑、不能伸直的手，下面的说明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使用了十多年有毒燃煤的贵州农民，请大家捐助煤中毒者云云，而海报的题目是：“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这句话来自乐队Beyond一首咏唱母亲的歌，《真的爱你》，于是，整个海报的效果都大大加强了。

Connie告诉我，有一个宗教团体宣称非异性恋者是因为脑子里有一团绿色的东西，只要经过治疗，把那团绿色东西吐出来就好了。于是，在一次论坛上，Connie她们特地印刷了十多个呕吐袋，在论坛进行中送给那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以此嘲讽他们。她说，我们就是觉得有趣啊，而且媒体也会觉得有趣，还上了当天的报纸。

Connie在大学时就喜欢组织活动，毕业后，她一直在媒体做记者，业余时间做一些社会活动。一开始，她只是组织大家玩，做同仁杂志。可是做了几年，她觉得很悲观，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人心，都改变不了什么。她所关心的女性性权利，一点没有改善。所以她停了下来，专心工作。两年后，她想得也够了，休息得也够了，然而决定却是：辞去自己工作了好多年的媒体工作，加入一家NGO。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想做一些和社会关系更密切、更能切实改变些什么的工作。

年轻人应当如此，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Connie很少抱怨，她所告诉我的，都是具体而微的行动。现在Connie做的事情，是和政府各部门联系，争取少数族群的权利。每当政府反应说，我们很愿意帮你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帮。Connie就要帮政府去想具体的方面，具体的改变方法，然后和更具体的政府部门谈判，培训他们。

Connie和她的朋友们就是这样的，她说，假如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就让我们自己动手，不要期待别人。Connie还告诉我一句话：一定要找到和你相同的人，靠一个人，是改变不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