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葵昌远离闹市，街边有很多库房，运货的卡车在狭窄的街道上轰隆来去。这里以前是工业区，1997年之后，香港经济低迷，许多工厂关门，或者移到大陆，这里就变成存放货物的地方。这里也有很多公屋。公屋是香港政府建来出租给买不起房子的市民的，通常都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偏远，指示牌也没有那么清晰详细。我问了街边的巡警，费了些功夫才找到叶智荣设计师事务所。在一座没有名字的大楼里，一间大约六七十平米的屋子，两个年轻的助手，就是叶智荣的办公室了。虽然我随即就见到了叶智荣的靓车，并且据说不止一辆。但这间工作室的简朴，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香港以平面设计见长，叶智荣是少有的享有个人声名的产品设计师。他的代表作是suzhical――形如做寿司的竹席、可以卷起来的电子计算器，这件作品在市场上屹立14年，累计销量二百万件，一直被当作香港工业设计的标志之一。所以你或许可以了解我的意外。

叶智荣很斯文，他1987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也是香港第一批设计专业的本科生。在读书的时候，叶智荣被送到美国Frog设计事务所实习。当时，这个事务所和苹果公司有每年300万美元的设计合约。在那里，叶智荣第一次感受到顶级的设计水准，也感受到了设计师的生活水准。毕业后，他接到了飞利浦的offer，但是在荷兰工作两年之后，他还是回到香港。一方面是家境贫寒，叶智荣作为长子，要回来帮助父母弟妹；另一方面，也是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吸引了他。工业设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产业腾飞，必然需要设计的勃兴。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好机会。

我是从叶智荣那里第一次听到香港八十年代。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香港经济的黄金年代。叶智荣回港之后，创立了个人事务所，他的1000多件设计作品之中，大多出于这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代表作――suzhical。那时候他有两倍于此的办公室。他非常怀念八十年代。

香港的设计正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起。陈佑坚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他从广告设计、海报设计起家，参与了许多企业的发展，目前，他也是香港最有名的设计师。与其他设计师相比，他的事务所所在地――湾仔也最为繁华。几百平米的房间里，可以看得到海景的会议室是整个事务所最贵的地方。但即使是他，在2002-2003年，也靠变卖房产，才度过了艰难时刻。

可是只有资本雄厚、野心勃勃的产业集团，才会把大笔资金和时间投入在设计之中。香港不是工业重镇，它的产业很多都是小型电子产品，不能给设计师提供宽阔的光谱。叶智荣们只能在一粒米上雕花。在一次亚洲设计产品的展览上，人们发现，和日本的设计比起来，香港的设计领域比较窄，大多集中在电子产品，可是在这些产品上，香港设计师的创意特别多。大概这也是香港设计的特色，香港设计大多采取个人事务所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轻灵自由，而日本则是大公司的设计部门为主，力量雄厚。

当时香港的企业规模都以中小居多，他们只求外观好看，对设计并无革命性的要求。叶智荣应客户要求，做些一时应急的设计，在他办公室的橱柜里，设计产品放得满满当当，可是再也没有一件产品，像suzhical一样打眼了。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那些并无太大抱负的企业大都消失了，产品设计的空间更加窄小。

从叶智荣的办公室出来，我坐在一个街心花园的长椅上打电话。放下电话才发现，椅子那头坐着一个流浪汉，他低着头睡着了。那天阳光很好。一切看起来都很太平。但是这个太平年代，对很多香港人来说，都不太好，他们怀念八十年代。

对他们来说，八十年代，是一种昂扬向上的劲头。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号外》杂志的创办人陈冠中说，当时的香港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重视金钱，有创意，工资高，生活自由，去法国饭馆吃饭，回家听摇滚乐，有满足感和成就感。这批人是香港的“婴儿潮”，1945年到1950年间出生，到了80年代初，30来岁，正是上升期。那时候香港的本地化开始凸现，大家都听谭咏麟，本土电影的票房全面超过西片，主流社会也越来越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甚至，六七十年代也好，当时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人们都在艰难中奋斗。1973年，电视剧《狮子山下》在香港播放，全城观看。故事讲的是香港草根阶层，面对种种挫折、逆境自强的挣扎历程。在同名主题曲中，词作家黄霑用简易的语言写出一种坦荡、进取的境界，成为香港人的精神乐章。2002年，在经济衰退的打击下，时任财长梁锦松演讲时清唱一曲《狮子山下》，以勉励港人，“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多年后，这首歌仍对港人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八十年代，香港发生的事情很多。有一个说法，也许它不代表太多的文化意义，但是我很喜欢：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拿着《号外》走在街上，是一件很酷很有型的事情。

过了夜里12点，有人说，“生日快乐”。我已经以生日为由头，连吃了两天的饭局。今天，哦，其实是刚刚过去的一天，是年后第一天上班，会开得迅速而顺利，比上香切乳猪的速度快多了，甚至比我花掉100块钱的速度也快多了。采访也还算可以，稍微安下心来。Emily跟我说，把自己当回事，好好干。

很晚才回到家。仍然有说不出的沮丧。最近已经有些厌烦了西门和大白。日复一日的喂食，清便，一地的猫沙，塑料袋，粘在你身边献媚的方式。上午出门时顺手一带，把门锁带了下来，这是西门每天清晨吊在上面做运动的结果。

说不出的烦。说不好是因为自己快要三十还毫无成就即使似乎将要有所成就眼看也要延宕未来的路似乎出现岔口，还是心里装了108件自己不想做不想想但又不得不去做不去想并且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的事情。

虽然不喜欢但也能接受这个变化，也许还是个机遇，已经跟自己说了无数遍既然决定了就不要再去想，再说一遍吧。

天亮以后去单向街，只有读书能让我回复内心的平静。我热爱的精神生活。

The city cares about you

 周轶君急匆匆的越过人群，还是那副战地记者风尘仆仆的样子，可是——她脸上有明显的粉，眼睛也是画过，黑色的边际很分明。我叫，啊，你果然化妆了。前些日子，她在blog上写道，新公司说她工作做得不错，只是发型和化妆不行，此后不得不在脸上隆重行事了。而之前的她，和大部分在媒体工作的女孩一样，有一张朴素然而富有生气的面孔。 

三个月前，周轶君离开北京，来到香港，想换一个城市生活。作为一个新来的，我先抱怨生活费用真高，钱真不经花。周轶君说，是啊，可是我在想，在北京和香港，我一样是吃饭买东西，为什么现在花的钱多多了，其实只要熟悉了，这里的东西并不贵，只是他们更在乎有些东西。她就着化妆的话题，“有一次我没有化妆去上班，结果你知道吗，没过一个小时，公司第二把手亲自给我打电话来说这事。想不到吧？就为了化妆。在北京的时候我不化妆，穿得也很随意，没人在乎，因为每个人都那样，可是这里不行。那天下班以后，我和同事们聊这事，他们都注意到了。其实他们都很在意你是不是化妆，你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戴什么耳环，背什么包。”

 周轶君总结说：“太物质了，这一点真让我受不了。”

 我们所在的中餐馆非常嘈杂，说到这里，气氛有些安静。我想起几天前和《号外》的年轻同事聊天，她说，香港人不阅读，只是每天拼命赚钱，尽情消费。关于这一点，我经常听说，也听说了很多原因。有人很悲观，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商品的拜物教，香港和其他城市比起来，只是先后问题。有人说，经历了艰辛创业的过程，现在也该轮到消费享乐了。也有人说，这是香港人找不到归属，无法和任何一个传统接续，所以没有历史感，物质利益成了最重要的价值，这样，是不是成功，就一定要表现在外面。周轶君同意后者，她点点头说，殖民地都这样。 

殖民地的历史给香港带来的并不只有这一个遗产。这是一个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给人安全感的地方，这一点，内地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与之相比。街道大部分很窄，利于步行，公共交通和地铁网络都非常发达，人行天桥也可以把你带到角角落落。更有意思的是，周轶君做了个试验，结果，几乎每次当她有所需要，那项服务就在视线之内。比如，在金钟廊走迷了路，三五步之内必有一个information台；想扔东西，一抬头就看见垃圾筒；想方便，转身就看见厕所。也许是巧合，但真的就是这么巧。 

香港、九龙两岛的大部分地方都在地铁的网络之中，只要进入地下，那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城国。地铁站的广告多是公益的，反对家庭暴力，博物馆，墙壁和柱子是彩色的，每一个地铁站都有一种颜色：橙色、绿色、蓝色、红色……和深圳地铁站空旷冰冷的白色不同，和北京地铁站的奥运宣传画也不同。

 有一天，突然下雨了。周轶君赶紧跑到香港遍地开花的“7－11”买了一把雨伞，但是从金钟步行到中环，再坐电车到上环，几乎一滴雨没淋——所有的天桥，车站都有遮雨棚。她顿时为香港想出一句广告词：The city cares about you. 说这话时，我想，她也许和我一样，在想着那个我们生活了十多年的、大而无当的、为古今帝王而建的北方都市。

 伴随着城市节奏的，是人内心的秩序。香港人喜欢排队。夜晚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各种队伍，有在餐厅外面的，有公车站前的，有在地铁门口的。倚在墙边的，和朋友谈笑的，拎着公文包默不作声的，安然的排队。每个人之间间隔二十公分。周轶君说，有时候这种排队让我觉得感动，他们非常在乎公共领域，是，这地方是我的，但也是你的，我一定要尊重你的权利，才能保护我的权利。据我的感觉，这时她的声调和前面说香港人“物质”时一样，提高了。

 我想起前几天过关去深圳。过了罗湖，就是另一个世界，完全找不到清晰的指示牌，人们也一片混乱。周轶君说，不用过关，在香港就可以看到。有一次她去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办事处换签证，两个窗口，不过三四个人在排队，一个窗口前快要空出来了，在另一个窗口排队的几个人真是，“蓄势待发”。 

周轶君所在的新公司，是大陆人去香港创办的，但是行政人员都是本地聘用。所以经常发生两种文化的冲突。香港人做事讲究程序，这是英国行政体制培训的结果。他们设计了很多种表格，不同颜色，不同格式，每次办事，都要先填表格。可是大陆人就觉得，这件事很简单，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只要和领导打声招呼就好了。就我后来采访所知，这种文化的差异，是香港人去内地做生意时最苦恼的事情。 

回酒店的路上，我坐在地铁里。人们都沉默，年轻人双手握着游戏机。成年人在手机上打游戏。有人塞住耳朵听iPod。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自觉的向另一个人滑过去，彼此连忙各自移开。我想起庞德的诗句：“车站里，/人群中那些脸孔幽灵般地闪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和内地比起来，香港是个彻底的城市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个人”，以及“个人”一词所包含的权利、与孤独。 

这时，我看到站在门边的男人扫了一眼我的脚下。我往下看，原来鞋带散了，可是我不想现在系。过了几分钟，男人再次看过来，这一次他看着我，引我也看他，然后指指我的鞋，然后立刻转过头去。我也像周轶君一样，为这种保持距离的善意而感动。有规则的城市，一定是让人放心的。 

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这个彻底的城市里，我看到的都是这样令人放心的人，短发的男人，穿着职业装的女人，起码从外表上来看，没有逾矩者。用摄影师的话来说，香港不欢迎艺术青年。从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全面禁烟。这个城市越来越洁净了。可是，这个发达的都市，有它的游荡者，有它的抒情诗人吗？

晚上和几个同学去新开的钱柜唱歌。其实就是半年没见了，找个机会见一面。说到唱歌，没几首在调上的，新歌几乎都不会，离了原唱，没一个能唱得下去。唱歌就是怀旧了。以前还谈谈过去，现在也不说什么了。这几个同学多数是522的，每次唱歌必唱小虎队，张克帆，但是太久没唱，居然也不会了。我心血来潮点了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大家就讨论了一下这首歌到底是十年以前还是二十年以前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聚会也挺不易。结了婚的两个，老公都在外边候着，候了三个小时，唱完就匆匆散了。单蹦的几个，心事重重的样子。很久没和同学好好聊聊了，希望她们都好吧。

贴张照片，老彭偷拍的，一手麦克风，一手哈密瓜。

刚到《生活》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许知远就拿出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说，这就是我们的范本啊。

这的确是特别好的方法，据说在奈保尔遭遇写作危机的时候，正是旅行和采访式写作拯救了他。虽然在过去一年多的写作实践当中，没有学到奈保尔，基本是在黑暗中摸索，但是漂亮的游记一直是我钟爱的文体。不谦虚的说，之前我的游记里，不缺乏细微的感觉，也不缺好文字，缺的开阔的气魄，所谓开阔，一是通过采访，出现更多的人，除了自我之外的他人，二是除了此时此地之外，其他的时空，这是要通过大量阅读和资料研究，才能完成的。这一直是我的缺点，2007年，我一定要突破这个写作上的局限。

上一次去香港完成的第一个作业，其实相当于游记，我已经开始努力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不是发表在《生活》，而是《东方企业家》。所以我说，在这里工作，最好的是可以打开自己，你会发现路多了很多。

我们先看到影像，然后才看到生活。

过了那道闸口，我像搜索记忆密码一样，张望机场大厅。全世界的机场大概都是这样，也可以无视南中国的温润，我目光所及是：粤语，繁体字，年轻的男孩穿着深蓝色的制服，他们皮肤黝黑，短发用发胶固定起来，干净、湿漉。这只是开始，以后的几天里，我还会看到多年前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场景：背着手在街上巡视的警察，密密麻麻悬在高楼之间的招牌，当然，大街小巷奔忙的人潮，繁盛的商品，还有那些地名：尖东，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中环……我并不真的认识这些地方，更没有在其中生活过，但这些符码早已深入我心。

不止是我，也许还属于大部分出生于七零年代的中国内地的年轻人。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的“黄金时代”我们并没有切身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香港大众文化的一时繁荣。那时的内地，流行文化匮乏，课本和革命歌曲远不能填满我们空虚的青春期。甚至姑姑们喜欢的早期大陆流行音乐，在我们看来也太老气。初中的一个暑假，在武汉读大学的叔叔带回家一盒磁带，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成立20周年合集。这是我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盒磁带，那些旋律、节奏都明显不同于此前的歌曲，甚至那些诘屈聱牙的歌词，都让我着迷。

在当时的华语圈，香港流行文化绝对是强势输出。一个弹丸之地的街巷名称居然那么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岭南，塞北，出现在各种磁带、卡拉OK、录像厅、电视机里面。一张香港地铁路线图，铿锵的粤语歌声，几乎就是许多内地年轻人的文化记忆。有一位朋友能够清楚的辨别香港两大电视台――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出品的电视剧，她历数各部电视剧，然后冲着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一摆手：“亚视的就是不行。”其亲切熟稔，好像自家后院种的菜。

这当然是十多年前的事了。1997年之后，香港经济回落。1998年，环球唱片公司收购宝丽金。“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些文化偶像过早的离世。除了怀旧，我早已不听香港流行音乐。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听，用自己整个的青春？

都说这里物欲横流，居然引发了我这个陌生人的乡愁。

但我只是来寻找这些符码，印证青春记忆的吗？有人问，是现实中的香港，还是电影里的香港更真实？这是一个陷阱，我不想掉入其中。事实是，我还期待陌生，期待差异所带来的刺激。这里分明是他乡。这里和大陆之间，隔着一道铁幕。语言不是问题。一位广东的朋友说，我到香港毫无语言障碍，可是并不觉得亲切，文化、传统都不同，好像另一个国家。

暂且放下熟悉、陌生……种种问题，我拖着箱子走过机场大厅，张望电话亭、出口、铁路售票处。瞥到一个穿着红色马甲，手中拿着对讲机的女孩，她应该是机场的地勤人员，我像往常一样目光瑟缩了一下，但没有收到内地服务部门惯常散射的傲慢与防备，目光闪回，这个黝黑、大眼睛、厚嘴唇的岭南女孩认真看住我，深深一点头。

借助清晰的指示，我很顺利的在机场找到了地理方位，用免费的公用电话问到酒店方位，办好电话卡，坐机场快线――铁路，在28分钟后到达中环。以后的几天里，我还将在很多方面体会到香港人的服务精神，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礼貌与秩序感。我几乎不需要懂得粤语，在每一个可能会迷路的地方，都有清楚的标示。还可以求助于友善的路人。我不需要懂得粤语，但是我急切的需要交谈。关于香港。关于我记忆中的影像和此刻亲眼所见。我所知道与我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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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學裏，對話体之所以重要，是因爲這種切入主題的方式比較容易發現問題，尤其是在政治哲學這類很實證的領域。

但我覺得這裡並不涉及到聽覺和視覺的分野。因爲文字，作爲語言的一種形式，本質上是聽覺的，而不是視覺的。當你說，“看”文字時，你的實際表意其實是“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