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中午去银行换了一点港币，香港换当然是很方便的，可是有备无患嘛。拿了一堆花纸头，我在心里算了半天。现在的汇率是100港币兑大约100块零五毛人民币，几年前是100人民币兑108港币……这人民币好像不值钱了啊，可是不是满世界说人民币升值了吗？我很困惑，就把今天的msn名字改成：谁能告诉我，人民币到底是升值了还是贬值了？许久不见的余总跳出来说，也升值了，也贬值了。我追问，到底啥意思？他怒道：有钱放股市，去越南旅游，到拉美买债券，就是别他妈的在中国消费！我还没来得及问在香港消费如何，他就跑了。

回来收到一些稿子，这期的稿子一半以上不大令人满意。一方面是选题的原因，类型太同，而不能在写法上给每个人腾出空间，说白了就是藏拙，把各自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有的也是敷衍，不认真。以后该想个办法才是。

看韩少功《山南水北》，并不是有的朋友推荐的那样好。韩是有脾气的人，去了乡村，非要骂城市，思想上没有吸引人的地方，这一代作家脱不出二元对立的框框，也没有陶渊明的艺术境界，倒是喜欢看他讲故事。

晚上去保利看音乐会，台上一水儿的毛头小伙和年轻姑娘，我怀疑是一个大学交响乐团，还不错，可是我一直在琢磨别的，还数了数台上的人数，最多的时候是53个。最好玩的是打鼓的，工作又清闲，地位又显要。但是那些在提琴队伍里的年轻人，看着第一小提琴，是什么感受呢？以前采访《牡丹亭》主演俞玖林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我在台上，能够感受到旁边的目光很冷，他们很恨我。

真是满脑袋问题，但是今天要早点睡了。明天要把稿子编完发到广州，要翻译完《父亲的箱子》，准备香港采访提纲。另外，今天下雪了。普天同庆一个。

晚上和《财经》同学会吃饭。同学们大都还在媒体，表达起意见来也分外激烈。赵小兔最近写了篇房价的稿，前前后后演说半小时，结论归到，房价还会涨，但张亮和PJ认为，最多撑到2008。这是主流的两种意见，不赘述。但事有不可测处，张亮说，世界上有两件不可解释的事情都会导致经济崩溃，一是建第一高楼，二是办奥运会，中国两件事都有了。PJ则说，韩国人和新加坡人来到中国，都觉得中国房价便宜，韩国房价多少你们知道吗？刚刚从韩国回来的PJ叔叔说，最贵的是1平米15万人民币。借以说明多坏的事情也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说，房子的事真是一团乱麻。我只庆幸已经买了房，所以对房价的讨论只是看热闹，无切肤之痛，关心起来总归比较超越。

另一个问题就不大能超越。PJ又说，纸媒没法呆了，纸媒肯定会死掉的。赵小兔说，不管怎么样，总是内容为王啊。张亮说不不不，是渠道为王。（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他们？）几个人讨论了半天，听得我也很心惊。写字的人不重要了，做媒体的门槛太低了，所以不值钱。那什么重要呢？原来重要的是怎么尽快把自己倒嗤出名，赚更多的钱。哦，如果是这样，那又有什么新鲜呢？古往今来不都如此吗？时代的确在变了，但有些东西恒久不变。只是个人在其中如何选择而已。对我而言，投机并不是好办法，还是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保持开放而警惕的心态。

还是赶快回家看书。今天买了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系列。先生今年去世了，我居然现在才开始读他。以人物为索引的短章，像笔记，读起来非常舒服。看外国的话痨们看多了，自己家的含蓄蕴藉真是好，让人宁静。书里写的多是老北大的老先生们。颇感触。有一些是中文系的老前辈，但我一点都不知道。一方面是因为语言学、音韵学之类的冷门，另一方面他们出于旧学，也甘愿在书斋里。这样的老先生，现在在系里也还是有。说起来那更加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了，各做自己的选择而已。

理想的传统知识分子知行合一，对人格很有要求。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同学曾说我像孔子所说的“温而厉”，很喜欢这个评价。人要有原则，并能践行之，而不是说说而已，更不是抱怨。想起单向街沙龙的时候，我向大家介绍孙歌是一位有担当的学者，就有朋友问孙歌，怎样做到有担当。孙歌答，其实担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那些些微细节，比如少开一次车，少看一次大片，少用一次塑料袋，之类。是如此，别依赖别人，改变世界要从改变自己开始。

书里写看到朱自清的儿子，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实张中行老伴也在旁边，事后说：“一看就是个书呆子。”中行先生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馀韵，我很高兴。”

书里还写周作人细节处一丝不苟，书籍放得整整齐齐，用纸包书付邮，必定有棱有角，整整齐齐，朋友送个印章，也要自己粘个小盒子，放在里面。联想起这几天杂志社盛行一句话，处理好琐事，才能更好的去做重要的事。再看一眼家里，跟小月念了这几句，说，看样子你有成为一个大文学家的潜质。她说，那可不？我以前都记鲁迅体日记的，等我出名了大家就可以研究我了。我说，我要是出名了，一定把所有文献都烧掉。她说，我会都给你抖出来的！

今天的博客就此结束。感谢中行先生。他影响了这篇博客的文风。

有好几个平安夜，我都是和同学、朋友在外面乱窜，穷极无聊，什么都搂一眼，什么都不想买，也买不起。有一年和老彭在新东安吃东西，出来以后想不到地方可去，只好回家，可是一辆车也打不到，末了在冷风里奔袭到公共汽车站。那年好冷啊，牙齿都冻成一整块了。

今年也不知道老彭、冰妮、马老师、斌斌、张珏、老薄……大家都是怎么过的？昨天同学们的聚会也没有去，答应带给老彭的《再见列宁》，也没能给她，听说那天是吴老师请客，吴老师，桐城派吴汝伦之后，独身至今，声小如蝇，只见过她一次，她说我像日本漫画里的人物，还轻轻拍了我一下，我一惊，日本漫画？我可是一直想问问她的家世，名门之后，是什么样的？……Anyway，大家都过得好吗？

到午夜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是平安夜。今晚没有出去，在家好好的吃了一顿，看了一部电影，聊起前晚朋友们喝醉的表现，开心的喝醉，是多么可爱的一件事。一切收拾完毕，又觉满足，又觉疲倦。满屋子都是玫瑰的香味。小月睡着了。对我来说，这就是平安夜的真谛。

唯一觉得心虚的是，没有看过书，只看了看外刊就开始写了，但自己觉得仍然是篇好文章，用了心思的。跟Q说，我写文章真是累，吭哧吭哧，她回，谁不是呢？

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初，都回到了故乡――最熟悉的地方。经过距离和时间的酝酿，那里渐渐生出诗意，所以一些作家一辈子孜孜于此，把它当成唯一的源泉，何况刚刚开始写作的作家，那似乎是唯一可写的。诗人里尔克对年青诗人说，如果没有什么可写的，你还有自己的童年。

基兰·德赛也不例外，当她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二部小说，她试图追究自己的移民体验，却发现自己必须回到印度。她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生命里的前14年，但是印度一直在变化，她根本谈不上了解。少小离家老大回，她又发现，正因为印度的变化，这个地方已经不属于她，只属于生活在那里的作者。她只能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印度，那是她离开的时候，记忆中的印度。

八年之后，她完成了英文小说《失落的继承》，并且在前不久获得了2006年度布克奖。这部小说把她的家乡，位于西印度的葛伦堡从喜马拉雅山的阴影下拽出来，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但是葛伦堡的人们却没有感到荣耀，相反还非常愤怒。

反对的情绪很激烈，德赛的姑姑对印度媒体说，她没有向旁人提及是自己的侄女写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有很多不当的话。

惹怒葛伦堡的是小说对尼泊尔裔的描写。小说的故事围绕一个年轻女孩，赛和她的数学家庭老师、尼泊尔男人Gyan之间的爱情，故事的背景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尼泊尔民族的叛变。

在传统的观念里，尼泊尔裔的印度人非常愚蠢，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做体力劳动。还有人抱怨书中对暴力犯罪引起的流血只偶尔一提。“说真的，这本书就是一个葛伦堡的外人的观点，”当地的社会工作者说，“德赛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对那里感到幻灭的人们，整个小镇都被描写得走形了。”

《失落的继承》不是自传，但是和德赛的经历是平行的。作者少年时生活在葛伦堡，在采访中，她也承认小说和自己的家族故事很接近。

有人批评这本书更像非虚构作品，而不是小说。“这只是德赛在单方面的讲述对于葛伦堡的恐惧，主人公赛显然是自我描述，你可以感觉到她对这个黑暗、不祥的地方的疏离。”一位当地律师说。

这一问题并不陌生，离开一个传统，到另一个传统生活，尤其是所谓“现代文明”，很难避免会带有另一种视点。它或许是批判，或许是恐惧。我们也可以问，假如阿Q、闰土，看到了鲁迅的作品，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也会指责鲁迅带有一个外人的视点吗？当然，前提是他们被对自己文化的确定性所武装起来。

这种指责是真实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双重视点是一种福气，它让人们都能用一种游移的、相互观照、从而也更为宏阔冷静的视角，走出关于故乡的执念。而另一方面，德赛说，“我年纪越长，越发现自己看所有问题都从印度人的视角出发，否则，我没有办法写任何东西。”我更相信，这不是从西方的角度看印度，也不是从印度的角度看世界，而是这两种视角反复替换，审视，对任何事情。

这种双重身份，对德赛来说到底是解放还是束缚？她说：“都有，好的方面是，它丰富了我。”

这种双重观照，或许也可以解释近几年来生活在欧美的非白人作家的成功，比如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一方面，他们携带了自身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另一方面，又是来自西方世界的成熟的写作技巧与思考方法，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力量。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种观照是否真的宏阔冷静？而非两种程度的偏差？是否真的在文学上经得起追究？一个易行的写作方法，是和作者的生命经验缠绕起来。德赛正是这么做的。《失落的继承》在印度和美国之间切换，其中的情感溶成了小说，里面有忧虑，也有文化交错的趣味。也许是这种对自身体验的再三锤炼，评委会主席Hermione Lee评价说：“这部杰出的小说充满了人性的宽厚、智慧、幽默，以及有力的政治敏感度。”

但是这也令德赛忧虑，她说：“我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这本书是由许多小片段，小故事，建立在自身经历之上的体验构成，我在想，我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吗？”

这个问题下面的含义是，在前一两本小说之后，对作者更大的考验在到来，德赛必须有更为强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能真正成为伟大的作家，而不仅仅是现在的头衔――最年轻的布克奖获得者。

有理由相信德赛有这样的野心，但我们也许需要漫长的等待。她的第一部小说问世后，就已获得批评界的好评，出版商、经纪人，都在督促她尽快完成下一部小说。出版商说，你得两三年就有个动静，但德赛拒绝了来自市场的要求和压力，她在纽约租了一间小屋，与世隔绝，甚至曾经躲到墨西哥，孤独的写作《失去的继承》一书，用去了八年时间。这八年里，她被出版商、经纪人、评论家、媒体遗忘了，小说结束的时候，她已经弹尽粮绝，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责备她没有责任感，只是在她的母亲，另一位女作家的支持下才完成了写作。

那么下一部呢？她会再一次让世界把她遗忘吗？“第一部书花了四年时间，第二本花了八年时间，我猜下一部可能要等16年，”她开玩笑说，“写完也该退休了。”

波恩大学教授沃尔夫冈·库宾是德国最有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推介。近日在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的采访中，他发表了对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一时手痒，把这个也翻译了出来。

 德国之声：在最近举行的中国作协大会上，铁凝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三任主席，前两任是茅盾和巴金。我知道你当时正在中国，你对此如何评价？
库宾：那时候我是在中国，但是我对这件事并不太了解。可以说，我认识的所有中国作家都很看不起作协。对汉学家来说，中国作协选了新主席，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德国之声：是不是可以说，新的作协主席不是最有名和最受尊敬的人，比如茅盾和巴金。
库宾：这个作协好像没有任何服务的目的。你可以问问所有中国大陆作家，没有一个人会主动跟你讨论作协。一个也没有。如果这人是一个真正的好作家，他就不会去加入作协，如果他在加入作协之后成为大作家，那他一定有点问题。总而言之，好作家不可能和作协联系起来。

 德国之声：我知道你写了一份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的报告，你能概括一下这份报告的内容吗？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这几年中国文学存在什么问题。
库宾：我只能讲讲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们把中国文学以1949为界分开，就可以发现1949年之前的作家外文都非常好――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用外文写作。有一些（比如鲁迅）可以毫无障碍的使用两门外语。

1949年以后，你基本上找不到一个会说外文的中国。因此，他不能用另一个语言体系来检验自己的作品。同样，他不能用外文阅读。他只能看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品。

因此，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非常贫乏。很多1949年之前的作家相信学习外文可以丰富自己的写作。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当代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习外文，他会告诉你，外文会毁了他的母语。我想这是1949年之后没有大作家，也无法和1949年之前的作家相比的原因。这是问题所在。

 德国之声：你觉得这是唯一的问题，还是主要问题？
库宾：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出国后，就必须依赖汉学家，因为他们连一个外国单词都说不出，他们完全依赖我们。他们的作品需要我们翻译过去。

 德国之声：你一定对中国这几年的作品有了解，比如《狼图腾》。
库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狼图腾》就是法西斯。这本书让中国人丢脸了。

德国之声: 还有其他一些美女作家，比如棉棉，卫慧。

库宾:  你开玩笑吧。那不是文学。那是垃圾。

德国之声: 你认为中国这几年有像样的文学吗？
库宾：诗歌里有一些。有一些诗人不错，甚至相当好，比如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还有其他一些。那是毫无疑问的。

德国之声：中国正在讨论“诗歌已死”，你怎么看的？
库宾：诗歌怎么可能会死？就算中国死了，诗歌随之在中国死去，但是它还会在德国活下来。如果一个中国诗人到德国，我们给他组织朗诵会，会有50个，100个人来参加。我们一定会他们出版诗集。当代中国作家在德国出版了很多诗集。中国文学在德国不会死。

德国之声：中国当代诗歌和1980年代的那些人――比如北岛杨炼相比如何？
库宾：那很难比较。但是我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人都很好，他们各有不同的视角，有自己的语言，等等，就我个人而言，喜欢北岛那一拨，但是我年纪比较大，应该考虑到年轻读者，他们更喜欢90年代的诗人，比如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他们。

德国之声：中国作协现在有一个计划，要挑选100部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这样中国文学就能走向世界，你怎么看待这个计划，有意思吗？
库宾：这个在美国可能有点意思，但是在德国没意思。基本上，我们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作品。中国所有地区的作家都有德文版本的作品。我们不需要帮助。但是在美国，可能是个问题，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

 德国之声：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有的人说，再过三四十年，中国将会超过美国。美国在上一个世纪非常繁荣，但是我们知道繁荣并不指经济，还有文学，电影，流行音乐，等等，他们对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你相信中国文学会有很大的发展，可以和经济发展相匹配吗？
库宾：那要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看不起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在于中国本身。中国人并没有赋予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以重要的地位。

德国之声：这怎么理解？为什么你说中国人并没有赋予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以重要的地位？

库宾：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我出版了一本德文写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知道我在写这本书，都说，别写了，没什么可写的，都是垃圾。

 德国之声：他们看不起自己，或者说，他们互相看不起。
库宾：是的，非常对。他们互相看不起。

德国之声：高行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来自中国的反应是负面居多，发生了什么？你觉得中国会诞生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吗？
库宾：诺贝尔奖是次要的。你必须写出差劲的东西才能赢，如果你写得好，你就永远拿不到，因此，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

 德国之声：如果你要对中国作家说两句，你会说什么？
库宾：他们应该学习很好的掌握自己的母语。大多数中国作家汉语都不好。同样，他们应该学习怎样写作。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多了。好像他们坐在一个小屋子里，很怕睁开眼睛看看外部世界。因此，中国没有自己的声音，至少在文学上如此。在德国到处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为德国人代言。因此。我们有德国的声音。但是有中国的声音吗？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没有勇气。

 德国之声：你是说，没有鲁迅那样的人。
库宾：是的，你说的非常对。鲁迅非常有代表性。但是今天你能告诉我一个这样的中国作家吗？不能。

德国之声：这和中国的环境有关吗？我是指，意识形态的控制。
库宾：有可能，但是你不能一直怪外部环境。我感觉中国作家一直在说历史条件不允许他做这做那，我觉得这太荒谬了。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就不能考虑太多困难。他就应该像林语堂和鲁迅当年一样，直接说出来。

德国之声：从20世纪到21世纪，你认为哪个作家是伟大的？
库宾：现在说这个太早了。还得等50年，再往回看。鲁迅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作家，1949年前还有几个，1949年之后一个也没有。

德国之声：北岛和高行健也不是吗？
库宾：高行健？别开玩笑了。北岛还可以考虑，因为他很勇敢。但是你别忘了他才50岁。

看到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诺贝尔演讲，逐步翻译出来，要不然恐怕没有读下去的耐心。今天翻译得很少，实在太困了。

六年前，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给我一个小箱子，里面装满他的手稿和笔记。想象一下，他用调侃的语气说，希望我在他走了――也就是去世之后读他们。

“看看就行了，”他微微有些尴尬，“看看有什么能用的。说不准我走了以后，你能挑一挑，把它出版了。”

坐在电脑前，耳机里的音乐开得很大声，快要崩溃。旁边写在纸上的手稿，还是相当于废纸，不够深入，不够具体，一些片段的印象而已。

有什么是像写作一样，从一片空白，写下一个字，一句话，甚至一千字，然后再删掉，重新开始。更极端的，朱天文写《荒人手记》，写了几万字，还是丢掉重新再来。

怎么能没有这样的勇气，怎么能不熬过这种痛苦，拔地而生。

最大的问题，是我写稿，也当作一篇小说，散文，总之，作品，甚至是我最后一篇作品，而不是例必行之的饭碗。必定用尽全身的力气。

可是，怎么能不如此用力？每一次死，就有一次重生。就是在历练中生长。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围着像餐桌一样的办公桌，讨论各自的工作问题。Emily说，你就是凭借写作胜出，强大的写作。再一次，拿我和Q比较。Emily说，一看就知道，Q是有工具的，你是没有工具。岂止没有工具，连手脚都没有，从内心挣扎出的光亮。我很珍惜这光亮，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呵，其实问题有两个。一是，正如emily所说，工作方法，怎样管理自己，更勤奋，更有效率，怎样把自己阅读过的东西，采访过的人，变成资源？让积累真正的有效？二是，我也期待纵横捭阖、从容的写作，有一天也许，但我永远不要自己的写作变成程式化，易于操作的过程。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令人叹服，以前我也做过口述，多满足于个人崎岖，一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能有若干不平经历，以一二语气词表现当事人的心情，就沾沾自得。但做得多了，也有些茫然，假如工作如此简单，那如何体现一个采访者和记录者的水平？这本《李宗仁回忆录》，有八百页之厚，虽然历史著作和记者短章不能相比，李宗仁的经历和普通人（纵使是普通名人）也不能比，但是在整个编辑思路和操作方法上，有章有法，且看来几乎全部重新改写，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初看来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将历史时期清晰的列好，背景与李本人的经历一一讲述，极仔细，又简洁，撰写者花了大量的功夫，包括许多资料查证与梳理。在本书附录中，唐德刚说，这本书的采访和整理花了七年时间（当然中间杂以其他事）。起初，李宗仁长篇大论，往往只能用很少几段，唐就告诉李，不必发表自己的议论，只要讲自己的经历即可。到流程成熟之时，他只计划好某一章，就此章询问李宗仁，询问结束后，合上记录本，开始和李聊天，在聊天中有所收获，即回家再行记录。

这本书很有意思，看过会对1920年代至1949年的中国战争史及中华民国政治有大致了解。李宗仁讲起战争时，纵横捭阖，让人恨不能对照地图一一比划。有些事情得到强调，比如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努力，国民党统治后期的腐败无能，蒋介石的偏狭独裁，有些事情第一次知道，原来黄浦学员不是个好词，只是被目为蒋介石嫡系，虽装备精良，但骄纵怕死。而在李宗仁看来，国共内战只因蒋介石亲自指挥，才落得败绩。李宗仁也尽数了蒋介石的工于权术。前些日听说一本新的***传，认为毛的成功建立在权术和残忍之上，蒋毛岂不是殊途同归？

《伶人往事》，章饴和著。
这本书也很好看。章饴和用笔记体的形式，或短章或长篇写了八位著名京剧演员，和《往事并不如烟》一样，文笔很干净，不知道被删去多少。写言慧珠和马连良的最精彩。讲述的重点还是在艺人在新中国怎么被收拾的。其实他们也很冤枉。京剧艺人的传统道德，其实是像京剧一样，程式化的。怎么讲呢？京剧、昆曲，这些艺术，演员表演的时候，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要按程式走，一板一眼走出来了，就能表达出其中的情绪。演员本身也是这样，很多道德，比如讲义气，打徒弟，他们也讲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只是师父这么教的而已。文人懂为什么，所以文人和戏子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文人养戏子，让戏子代文人去表演什么，承载什么。可是戏子在政治风波中遭殃，自己最后也闹不清楚为什么，确实很无辜，很倒霉。就像老舍在自杀前怎么也想不通，凭什么啊？

《学游泳》，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短篇小说集。
很喜欢看一些短篇，这本还可以，但也算不上特别好。写了很多家庭里面的复杂心理，有一点很有意思，好几篇里面写到，一个人会刻意折磨另一个人，然后觉得内疚，继而更爱那个人，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爱情，或者婚姻。有一篇，《土耳其苏丹宫殿》，写一对夫妇去伊斯坦布尔旅行。因为伊斯坦布尔是欧亚交界处，用这个来隐喻夫妇两人如两个大陆，每个大陆有自己的习俗和历史，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相互沟通的桥梁。好几篇小说都有这种隐喻，用多了反觉匠气。

《大卫考波菲》，狄更斯。
一千多页，让人痛苦。狄更斯也太罗唆了。上海译文的翻译也太贫了，虽然狄更斯可能本来就很贫。不是长篇小说的好典范。

电影《墨攻》，不错。起码政治正确，不像《英雄》令人愤怒。故事和想法之间也不显生硬。先秦的思想被当代大众文化所发掘和阐释的很少，墨家这个点挺好的。

接下来要读的书，《爵士乐》，《蛤蟆的油》，《傅科摆》。要看电影《三峡好人》。可是我得先写完三篇稿。痛苦啊！

晚上，突然下起细雪。打车回到酒店。西藏南路这里，还没有被拆掉，一片低矮的房子，冬天的破败的树，路过时，能看见门里面满满当当拥挤的生活。13层的窗户前，远处的高楼和灯光，还相距着一段黑暗。

上海这几天天气很不好。阴，空气不干净。在这里呆了快一个星期了，不知道北京怎么样？有多冷了？想回家，并且在整个冬天，都不离开北京。

星空卫视在放一部电影，我只赶上了结尾。说的是一个刚刚进入《新共和》的年轻记者，大概是要在写作上锐意求新，虚构了很多稿子，虚构情节，虚构采访对象。这时候，编辑已经发现了“真相”，编辑说，他写了一篇又一篇小说，但是我们当作新闻登了。这似乎是一件真事，电影结尾用字幕告诉大家，记者被逐出《新共和》之后，果然出版了一部小说，素材就是自己编造新闻的事儿。真是虚实结合，真假不分。

小时候爱撒谎，长大就是小说家。小说家总难免有道德上的弱点。但是新闻是一个有伦理的地方，要紧的是分辨清楚界限。《东方企业家》一定站在新闻那边，《生活》的界限就很模糊，所以写作的空间很大。最近在想，最理想的状态是，为每一次采访都找到独特的写法。因此采访的时候不光要想，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还要想，怎么写怎么写？殚精竭虑。但也很让人兴奋。

这几天一直在说话说话，听人说话。每次谈话要结束的时候，我都要“赞扬”对方：你挺能说的嘛。对方都会说，哎，好久都没说这么多话了。连李翔同学都这么说。奇怪，我又没有采访他。

这期做的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想法和行动去改变些什么的年轻人。今天中午，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傲气的应正说，我最讨厌有人只说不做，只抱怨不去改变……必须要有人开始去做！跟这样的人接触多了，我心里也有了些昂扬之气。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我很喜欢的学者孙歌的时候，跟她介绍了单向街在做的事情，她很高兴，她说这样看来，我觉得中国还有希望。这话让我真没法接，但一路聊过来，我也觉得，变革的力量一定发生在体制外，而且这力量一定存在。

又想起，事实上这几天经常想起，许知远同学前几天在例行的抱怨了一通我们的时代，我们中国人之后，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我们中间不会产生大师，我们就是过渡的一代，就是下一代的垫脚石。我很高兴听见这话，但也很为他担心，就问，认识到这一点，会不会让你觉得失落？他说，有时候会有，但是人生不就是这种struggle的过程吗？他还握了握拳，鼓了鼓手臂，做了个大力水手的样子。

嗯，过渡的一代，其实这很好，充满可能。中国现在充满可能，很多东西在生长，就好像魏晋南北朝。各种力量、各种层面交错，单是说有趣未免故作冷静，但是未来真的就在当下的行动之中。迟疑在所难免，就好像今天又浮起的那个问题：一个过于认真的写字的人，在当下有什么用呢？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得自己创造未来，何况它还让我此刻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