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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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是我在路透中文网的专栏文章，有点长，对不住大家。这个专栏我很少贴在blog上，说实在的，很多都不满意。我可以把文章写得很完整，在一个水准之上，可是为什么不满意？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当时想开这个专栏的目的：作为一个寂寞的杂志从业者，我渴望对现实发言。

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某天早上起来被MSN的漫天红心吓了一跳。人们用这个方法来表达自己有多爱国，一个朋友说，在这个时候，真应该改名叫CHINA。 

有人跑去抵制家乐福，有人抵制不愿意参加抵制的人，还有人呼吁抵制西方媒体。如果说抵制家乐福至少可行——沃尔玛和京客隆肯定在偷着乐，抵制西方媒体真不知要从何做起。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媒体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它的精神和理念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国内媒体的现状——媒体本身就来自欧美。无可否认西方媒体自身携带的偏见，我们所要做的是参与讨论，我们已经在拥有这样的资本，我们应更为开放和自信，抵制从何谈起？或者说，我们要关起门来回到只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可看的日子吗？ 

事发至此，人们被受害者的心态占领，只顾宣泄愤怒，仿佛忘记了最开始的起因是什么，反正那个起因也有点麻烦，忘记了正好。可以肯定的是，风潮必将过去，表面的热情容易消逝，但是当温度降低，我们仍需拨开迷雾回到被遗忘和掩盖的基本事实，否则，它将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 

今年3月在拉萨事件发生后，我和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困惑：作为经历了漫长历史教育的中国人，我们一定不同意西方媒体的立场，那么，这样的抗议事件到底从何而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们到底该怎么认识西藏问题？ 

我想起一位曾经的同事，她来自青海藏区，受过汉族高等教育，汉语文章写得很好。她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迷惘：假如留在藏区，她就是一个走不出草原的牧民，但是在北京，她常常担忧少数民族文化的弱势地位，她也表达过藏族人（包括她自己）对达赖喇嘛的钦慕。她渴望我们了解这种种复杂的情感，而我们却常常漠视。 

现在回想起这些，我带着疑问去寻找历史，我想知道：我们曾经想当然的一些所谓“常识”是否正确？当然，答案不能从历史教科书里面寻找，也不能从CCTV寻找，同样不能从“西方媒体”寻找，刻板单一的立场都令人怀疑。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我看到了中国作家王力雄的著作《天葬：西藏的命运》。

1984年，王力雄独自在青海藏区的黄河源头乘汽车内胎扎捆而成的筏子漂流1200余公里，横贯黄河上游的藏族地区，从此开始对西藏的关注。1995年－1998年，他十次深入西藏和各省藏区，写成《天葬：西藏的命运》。

这本书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作者讲了一个故事作为开头。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刘登立在美国长大。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后来在美国定居。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刘登立与父亲有很多不同看法。父亲告诉他，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刘登立反问其父，那时候尼泊尔也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为什么西藏不是尼泊尔的？把他老爸问得干瞪眼。

作者说，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文成公主的出嫁即意味着文明到达西藏，意味着唐朝疆域的扩大。而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而知，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

作者指出，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成了一种民族自大的倾向，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

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朝代是元朝。蒙古疆域之辽阔，西藏也在其中，可是问题在于，成吉思汗的后代到底是今日之外蒙古，还是中国？

清朝中前期国力强大，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各方势力都需要寻求靠山，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双方都争着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

与此同时，西藏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1720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在阅读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著作《万古江河》时，上述观点得到印证：唐代文成公主和亲放在“国际关系”一节，在清代则西藏已进入疆域。说明这起码这是汉族学界的共识。

然而西藏地理环境恶劣，既无法和汉族文化融合，更无法全面管理。清朝的驻藏大臣从成都到拉萨，一般都要走三月以上，更不论其他人了。所以论者认为，即使在清代，西藏仍然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达兰萨拉政府则认为，清政府根本就不具备对西藏的控制能力。

争议的另一个源头在于，今天的“主权国家”——有政府、有军队、确认领土疆界的国家是来自西方的概念，而古代中国是“天下国家”——以中国为中心向外扩散，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最重要的并非领土、资源、边界等“物”，而是“礼”。只要那些“夷”、“狄”、“蛮”、“番”对中国文化表示臣服和尊崇，只要他们来磕头送礼，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足，其他都属细节，不需要过份操心。

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从来不以法律界定自己的领土，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表示巨服，就一概被认为属于中国。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

可是到19、20世纪之交，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性国际秩序建立，主权变得至关重要，过往模糊的边界就成为重大的争议。

应该说，类似争议是考验当政者政治智慧的关头，也是考验我们理解复杂事物的时刻。固然在资源紧缺、竞争激烈的今天，我们很难在主权问题上做一退让，但是返回复杂的历史情境，起码让我们能够持同情的态度，进而寻求有创造力的解决方式，而不是用抵制家乐福发泄一时怒火，更不是在msn上面标注红心——说真的，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给谁看的。

我还记得一位政治学学者追慕当日中国的朝贡体系，认为与西方国家的武力侵略相比，中国以文化作为征服的力量，是大汉民族强大而自信的表现，同时又奠定一方和平，未来何尝不能是另外一种全球秩序？

许倬云也提到，中国自古只有天下认同，没有民族认同。只是在挨打之后，才开始有民族认同，从此 “我是一个中国人”就变得重要了。然而，这是否唯一重要的事？是否重要到所有人必须整齐划一？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多元化的认同？有人觉得民族自尊心重要，有人觉得人权重要，这有什么不好呢？很多人亮出了红心，但到底有多少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说得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起一个月前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一段谈话。台湾在近十多年来，经历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认同”一度变成压倒一切的事情，似乎必须回答：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对此，张大春说：“身份认同像一个同心圆，一层一层向外扩散，最中间是你自己，再外面可以选择，很多人自己之外，一下子就到了国家/民族认同，可是对我来说，自己之外那层是我的家人，再外面一层是中国诗——那是我的认同，我活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