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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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过渡的一代，有时候想到这一点让人绝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人格，都不太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出现了。这个转折太过巨大和艰难，我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对于不甘平庸的人来说，唯一可做安慰的是，其他人像你一样没有做好准备，甚至没有准备的打算，所以你创造的是可能性，而不仅是具体作品。

有些事以为做不到，可是做着做着，就成了。没什么好怕的。

最近的主题是表达。阿马蒂亚·森的论文集《好辩的印度人》（Argumentative Indian）里说，印度人喜欢辩论，这就是民主的前提，因为公众讲道理就包含了公民参加政治讨论和影响公共选择的机会。所以中国的难以实现民主，别总是埋怨专制政权，从个人的表达和参与做起吧。

在邓晓芒的《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里有一章比较了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简直是从根源上开启我的思路（所以说读书不可操之过急，在某一个时刻，它们会自己连结起来）。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以对话体传世、并且奠定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哲学家，他们同样不著述，只对话，但是在邓晓芒看来，他们有关键的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苏格拉底在不断的逼问中廓清概念，比如“善是什么？”任何概念都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这样才可以有逻辑，有体系，而下定义不是中国哲学的特点，《论语》中七次有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每一次的答案都不同，人们猜想，他是根据对象的不同，给予不同的答案——他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实用出发，更胜过哲学家，他不关心语言本身的逻辑。

第二，在辩论方式上，苏格拉底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以“一无所知”的姿态，和对方一起探索真理，这种开放的讨论或许会得出结论，或许不，但是过程本身很重要，辩论之后，思维的层次提高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来了，未来的方向在逐渐的清晰当中。而孔子的讨论是结论在先的，没有反复的辩论，基本上是一问一答，学生向老师请求一个答案，如果有人提出不符合孔子立场的反驳，孔子就会骂他是“贼”，邓晓芒说，事实上孔子是一个威权主义者，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的确，他更在乎道德，如果说苏格拉底是以智慧为出发点的话。

语言决定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从这两种言说方式出发，邓晓芒认为，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西方传统是不断探索和超越的，而从孔子出发的中国传统，总是不断回到古代，回到圣人，回到权威。

这是一个演讲的记录，在演讲之后，许多研究哲学、法学的学者提问，邓晓芒听了以后说，我发现你们的提问都是孔子式的，虽然我更期待苏格拉底式的。也就是说，提问者并不是以平等的姿态发问，他们仍然在试探，期待邓晓芒的回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历史，因为历史就在我们的血液，在我们的话语当中。我回想之前经历的很多次讨论，假如面对一个权威，一个上司，其他人事实上都在揣摩坐在主位的人怎么想的，人们期待他/她给出一个结论，而不是共同探讨、深化这个话题。原来这从《论语》时代就开始了。

中西比较是大问题，很多时候容易简单化，但是起码这一次，今天的生活真的返回到了文化的根，足以让我们做一次深刻的反思。

说一个并非题外话的，我这几天想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说话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有些起码的谈话方式没有做到，比如说，在交谈的时候，应该看着对方的眼睛，而不是斜拧著身子，用眼角看著对方，还比如说，对话中的发言应该是承接对方，也能开启对方的，而不是每句话都像总结陈词，让人无从接起。

如果说前面是大知，那这算是小知吧。并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成为谈话高手，其实那样意思也不大，我只是希望大家能更有礼貌一些，让谈话进行得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