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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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談政治吧。

在台灣的采訪中，幾乎每個人都會談到省籍情結被政治權力的綁架。有些事例讓我很吃驚。天心的小說，七十年代被指為不關心工人農民的“閨閣文學”，九十年代以后又是不愛台灣的外省文學。這太可怕了。大陸的朋友應該很熟悉這一套邏輯。1930年代，就有左翼文學論爭，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出自生命體驗的寫作就有政治危險了，即使是趙樹理這樣的農民作家，到后來都會無所適從。僵化政治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是整個紅色中國的噩夢，它讓幾十年的文化創作變成荒漠。

比文學更大的問題是，你有什么資格限定別人的生命？天心說，如果你還想和別人做朋友，就不要討論省籍問題。——為什么人會服從這么簡單的意識形態的統治？

陳文茜評價說，馬英九和龍應臺是外省人，所以他們制定的文化政策帶著外省人的自卑感，他們不放開眼光，用臺北特有的文化底蘊，趁現在全球中國熱，成為真正的國際性都市，反而把重點放在古建筑的保護上面。“台灣的古建筑？就兩三百年的歷史，誰會來看啊？”

這是我真正覺得可惜的地方，假如一再縮減，尤其是放棄文化傳統中最重要的資源，我不知道台灣的雄心在哪里？我期待台灣成為真正開放、多元的地方，如此，我一定會去那里生活。

但是，台灣人怎么看自己，和大陸人怎么看台灣，是兩回事。第一，我們是不是真正了解台灣？幾個月前，和一些同學聊起臺海問題。他們都對我的無所謂態度覺得驚訝。何翔說，台灣不能獨立啊，假如台灣獨立，西藏怎么辦？新疆怎么辦？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則驚異于一點，在座的朋友似乎都沒有想到，如果你想要和一個女孩在一起，怎么能不問問她的想法？台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台灣到底是什么樣的？統一或者獨立，是不是應該先聽台灣人的想法？而讓人羞愧的是，幾年前我也抱有同樣的看法，在僵硬教化下長大的我們，又遇到了所謂大國的崛起，空前的自以為是。我和林懷民同時說出了一個詞：粗暴。粗暴不僅來自權力，也來自我們內心。這種粗暴和自大，使得政府不能采取務實和理解的政策，尋求統一與獨立之外的其他可能，也使得兩岸溝通缺少基本的前提。當然，交流是唯一的方法，這也是政府所恐懼的。

第二，他者總是自己的鏡子。台灣的歷史和現狀可以照見我們自己的問題。且不論我此次去台灣，本來是為了尋求傳統現代化的鑰匙，不期望找到了社會運動，找到了真正的知識分子，找到了台灣七八十年代。這不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環境不同，不可以單純的平行比較。如前所說的，在政治空間上，我們類似台灣的70年代，而經濟的騰飛，又類似台灣的80年代。我們不具備出產台灣黃金一代——也就是林懷民那一批人的條件，因為傳統中斷太久了，而時代的壓力仍在。學界已經爛掉，政治看不出改革的可能，商業已經迅速地開始對文化的收編。我們終歸得不停的嘗試，自省，自我救贖，為可能出現的一代鋪路。還是那句話，我們沒有悲觀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