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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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實在忍不住了，問蓓蓓，你們到底是怎麽教育的，爲什麽大家都這麽熱情，細心？她對我的問題有些困惑。我解釋説，你看，我從西北來，我很喜歡西北人的個性，直爽，實在，可是說真的，普遍沒文化，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是這樣的。我見過有文化的，可是冷漠，自我。爲什麽臺北人會這樣，在這樣高的素質之上，又那麽真誠的熱心？

我跟初安民用另外一個詞來表達，“天真”，我覺得臺灣的年輕朋友很天真。他説天真很好啊，人就是應該保持赤子之心，天真而有智慧。

在路口，有一個坐輪椅的中年人向我們推銷口香糖、紙巾。蓓蓓拿出錢包，説要一條口香糖。可是中年人勸蓓蓓買下一大包，蓓蓓堅持不要，她從包裏拿出一條口香糖，以示自己已經是在支持他了。可是中年人仍舉著大包不放弃，蓓蓓搖搖頭，你這樣做不好，你這樣做是不對的。她告訴我，臺北失業很嚴重，所以很多殘障人士來賣小東西，可是這個人強賣一大包，而且價格比別人貴一倍，“這是不公平的。”我驚訝在于，她很認真的在跟那人説，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某些價值觀，是真的在身體力行，是真的當囬事。

蓓蓓的解釋是經濟富足了，人沒有更多的欲望，所以更溫和，也願意幫助別人。可是當然，這和歷史的偶然性，和人們在其中的努力是怎麽也分不開的。

我這幾天頻繁看到、聽到一句話，我們沒有資格悲觀。身在當下，必須趕快去做些什麽。這是臺灣在行動的知識分子給我的强烈印象。（當然，很多人强調説，我對臺北人的印象很好，是因爲接觸的多是知識分子）

昨天去了中央大學，從臺北坐火車一個小時到中礰，再轉公共汽車到終點站。在圖書館旁邊的文學院，七拐八拐，到性別研究室。我要訪問的是何春蕤，我把她比作大陸的李銀河，這樣比喻的同時，我想性/性別研究在兩岸的被污名化是一樣的。有一點不同的是，何春蕤更像行動知識分子。她胖胖的，頭髮很短，戴眼鏡，講話非常快，據說她是臺灣名嘴，經常被請去電視臺評論。因爲能言善辯，話題又够“聳動”。

性別研究室有兩個大概十多平米的房間組成，兩邊放滿了各種和性有關的書籍，DVD。何春蕤1988年從美國回到臺灣，當時臺灣剛剛解嚴，她想要觀察這個社會的轉型期。權利不是一下子降臨的，是在人們的鬥爭下一點一點打開空間。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臺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有許多運動幷進，可是不斷的有某一個運動占據高潮。最開始是政治民主化運動，然後是工人運動，然後是婦女運動，然後是同志運動，然後是性工作者運動。一潮接一潮。

我看到一張照片，是性工作者運動，對面是持盾牌的警察，這邊是戴著帽子的性工作者，第一排是婦女運動的組織者們，何春蕤指著背影説，這是我，這是王蘋……我們是在第一綫的，因爲警察不太敢打我們。

何春蕤以一句口號大出其名。那是一次女大學生被教授騷擾的事件爆發，婦女團體開會决定做一次游行，她們花暸兩個月時間到各大學動員，最後游行時，有好幾萬人。喊口號喊累了，中間休息，何春蕤在想，爲什麽大家的口號都是吁請式的，“要保護婦女權益”，爲什麽是這麽被動的受害心態？爲什麽不能是更强有力的主體？于是她喊了新的口號：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要性騷擾，我就拿剪刀。會場上大家都喊得很爽，第二天一見報，何春蕤出名了，以人們對李銀河的態度，可以知道大家怎樣對待她的“名”。

這個口號除了姿態上的改變，也是鬥爭策略，這些，全部都是臺北知識分子在街頭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智慧。他們强悍，幽默，有最博大的胸襟和最柔韌的現實智慧。

晚上我和夏鑄九約在臺北市政府旁邊。他在開一個會議，討論古建築的保存問題。他説要不然才不來呢，這件事重要啊。主持會議的是文化局長李永萍，陳文茜的好朋友，另一個女立委。臺北市第一任文化局長是龍應台，她以個人的名聲，以及對名聲的善用，建立了臺北文化政策的基本架構，使得文化局成爲臺北市政府的强勢單位。李永萍也非常淩厲，在夏鑄九的描述中，她們都是非常聰明的女人，有原則，懂策略。

這些，都是這二十年社會運動和鬥爭的結果。夏鑄九認爲臺北是市民社會浮現的城市，所謂市民社會，就是市民要有權利，要有責任感，要明白自己是社會的主體。而社會与政府是對等的。這真是華人世界的奇迹。

夏鑄九頭髮灰白，自來卷，蓬鬆，穿一件對襟上衣，人當然是，和何春蕤一樣，絕頂聰明。我們在路邊的飯館喝紅酒，暢談到很晚。他把車停在路邊，所以他要坐在看得見車的地方，假如警察要來拖車，他要馬上開車就跑。

夏鑄九和何春蕤一樣，是1970、80年代在國外讀書，那時候是西方閙學潮，向左轉的時期。夏鑄九親身參與了國外的學生運動，在80年代，西方馬克思進入學院，這成為他的理論批判武器。對于他的專業來說，那時候也是簡·雅各佈斯的批判深入到建築、城市行業的時期。整個反叛的時期，造就了這樣一個人。

初安民似乎要更左一些。他是《印刻》的總編輯，我得說，《印刻》的樣子更像我理想中的雜誌，比《生活》乾淨、純粹得多。初安民原籍山東，生在韓國，但是因爲家庭教育的關係，一直心懷“祖國”。可是那時候“祖國”是回不去的，只好回到臺灣。1970年代，他又趕上了臺灣文化勃興的時期。60、70、80年代，對于文學來說是黃金時期。其後就邊緣化了。

初安民對大陸瞭解很多，談起來的時候，有一股熱忱。政治，經濟，兩岸關係。他是真正儒家文化造就的人。我們聊起臺灣興盛的靈修，成長課程，簡化的宗教，他説，敬鬼神而遠之吧。我也幷不否認你的存在，因爲我不知道，可是要我放弃理性，完全交給你，我接受不了，在困難的時候，我更可能想到我的父親，這會給我力量。“我覺得遇到任何事情，我經過思考，閱讀，回歸到我自身，這纔是最重要的。”

前幾年回山東，初安民在機場挖了一捧泥土，一半埋入父親的墳墓，另一半供在家裏。“對土地我是認同的，可是對政權我真的不認同。”

關掉錄音筆之後，初安民談得更開了。國族認同現在變成臺灣最大的事，整個中國傳統的空間在慢慢被削弱，而漢人面對原住民會有原罪意識，這是知識分子加在自己身上的負擔。

聊得越多，我越感慨。昨天晚上在政大書店，聽到一個其貌不揚的男孩在講自己也想開書店。他大概是想泡旁邊的女生，一直在講各種書，各種學問。這真是動人的情景。臺北人真的應該爲臺北而驕傲，或者説，臺北人應該爲自己而驕傲。

後天約暸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