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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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昨天下午《周末画报》的同事跑来问，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了俩老外？高远问，你怎么知道？答，我在楼下看见他们，其中一个挂着一个破莱卡，一看就是大师级， 我想，肯定去《生活》了。

这个胸前挂着破莱卡的叫爱德华·基廷， 曾经拍过《66号公路》，不算大师，但确实有名。基廷小个子，留着一圈胡子，一开口，口音很重，嘴里像含了一团草，说了半天，我一句没听懂。这时旁边的查理说话了。神人来了。

查理高个子，穿着格子衬衫、星条旗的球鞋。他头发揉得很乱，像电影里的落魄作家，也像从昆汀·塔伦提诺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生动、滑稽，每句话里都带“fucking”。他曾经做过面包师、老师，在《纽约时报》做过12年记者，得过普利策新闻奖。这次来中国，是跟踪采访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给《名利场》写一篇人物特写。

我用我的二把刀英语，请他以这篇为例，讲一下采写文章的全过程。

他正经起来，坐直了：“首先，我找到大师，告诉他我要写篇关于你的报道。他问你要写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抱着胳膊身子往后一仰：“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这时候你完全可以像个白痴。他答应以后，我去找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做研究，书，杂志，网站。下一步，我找一些认识他的人，去打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再去见他。”

“你怎么采访？”大个子忽地站起来看着我：“这样是你，”再跑到我的后面：“这样也是你。”他转遍了我的四周，我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足够的观察。“你知道吗？大师快要死了。有一瞬间，他突然昏了过去，大家都吓坏了，他老婆伸手摸他的脸，他突然睁开眼说，别碰我！”查理把自己的手放在脸上，睁开眼重复了一遍：“他说，别碰我。多冷酷啊。他是很伟大，可是他多冷酷啊。”

“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足够了？”

“嗯，这个问题好。其实永远不会觉得够，永远都觉得缺东西，你知道，我要的不是profile，是story，profile是fact，fact，fact，而story是有开始，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的。”他摸着下巴想了一想，“也许可以这样回答：每次在采访别人的时候，我都在寻找自己，当我找到了，就足够了。”说到后面这些，他一字一顿，看着我们的眼睛。看我们没反应，他举例说，“有一个女人，她妈妈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你知道这对她来说有多难接受吗？后来她继母死了，我去采访她，她怎么也不愿意说。我想起我妈妈曾经改嫁过三次，这对我来说也很艰难，我就从来不和继父说话。于是我问她，你给你继母买过礼物吗？”查利抬起头，模仿一个若有所思的女人：“‘没有。’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给我继父买过礼物。我又问她，那，你爱她吗？”缓慢的回答：“‘是啊，我爱她。’这就是了。其实我也爱我的继父。我在寻找对方和我之间的联系，当故事能打动我，也就能打动读者。”

里根去世的时候，查利和很多记者一样去参加葬礼。“多没意思啊，那种场合。我就一直等一直等，所有客人都走了，记者走了，家人也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躺在棺材里。我想，多可怜的人啊，没有人真正在乎他。可是，还是有人留下了，那是一个墨西哥人。他留下是因为里根在1986年签署一项法令，让1982年前来美国的非法移民合法化。那个墨西哥人就是其中之一。我想，这足够了。写完故事往老板面前一扔，看，这个故事怎么样？你看其他媒体写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我也没什么，我就是等着。”

晚上我们在酒吧喝酒，基廷没有来。查利学基廷神经质、不知所云的说话：“我说过他很多次，你来的是中国，你要认真观察别人，看对方是不是听懂了你说话，是不是需要再解释。可是他不管。”我开玩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你是作家。”查利的确很擅长观察，他常紧紧盯着你，像要钻到你脑子里去。为了回应他，我也狠狠盯着他，结果第二天眼珠痛得要命。

查利来自底特律，汽车之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底特律像很多工业城市一样衰落了。查利的弟弟原本是汽车工人，现在也失业了。查利跟弟弟说，嘿，兄弟，我要去中国了。弟弟说，哦，是吗？如果你碰到了我的工作，向它问个好！（If you find my job, please say hello to it!）

底特律衰落之后，生命也变得脆弱。查利曾经拍过一个片子，讲在底特律收尸的人，每具尸体几块钱，每年能赚好多好多钱。“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说，白人自杀，黑人互杀，中国人好像永远不会死！”我们大笑。查利说：“什么是故事？这就是故事！”

（二）

昨天下午干了一件从来没干过的事情，在sohu主持访谈，做视频直播。说完“开始”，就自动进入拿捏造作的状态，后来意识到自己的表现酷似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顿时有点不自在，开始摆弄小动作。尽管如此，访谈结束后无比兴奋，在紧张状态下迸发出的能量，挺好玩的。

访谈嘉宾是老摄影家李振盛，因为在“文革”中拍摄了大约10万张图片，被称为“红色新闻兵”。最牛的是，他不仅拍摄，而且完整地保存了照片，大多数摄影师把底片上交了，但是他把底片都藏在地板下面，直到可以公开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不是有清晰的意识，要记录什么，我就是工作习惯好。

老头到了什么程度，前几年癌症手术，他指挥麻醉师把手术的全过程拍了下来。手术前，他专门培训了麻醉师，手术中指挥麻醉师，这边，这个角度来一张。

我们还聊起1989年。那么多生动的细节，但我们还绊倒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做过了文革的影展，老头希望有一天能做89年的展览。

老头问，你们公司有党支部吗？我们大笑。Q说，我们这里不提供信仰方面的服务。老头叹，你们赶上好时候了。

（三）

继续台湾行前的准备工作。晚上和《远见》杂志的两个朋友吃饭。

这些日子对台湾的研究让我感触很多。最开始想去台湾，是听到林怀民说，1970年代，他们有感于台湾西化严重，所以发起了回归传统，回归本土的运动。像一下子通了电一样，我一直觉得，中国文化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怎么向传统寻求资源，同时又能保持开放，转化成为新的可能，表达”现代“社会，并能参与建构，而不至于符号化、表面化——本土运动应该足够坚实、柔韧，因为它也是寻找国家/民族身份，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前辈的努力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我是后来才不太甘心的承认有所谓”历史阶段“，问题当然远比这复杂。很多台湾朋友会把今天的大陆比作台湾的八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不安份的年轻人开始在找事做。林怀民说，今天大陆年轻人的行动和渴望，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所有经济体，地区当中，大陆和台湾使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背景，很多事情可以太直接的借鉴。

这些天认识的台湾朋友（基本都是女孩），都很友善，礼貌。毋庸置疑这是教育的作用。相形之下，我们经过了文革，又迅速的市场化，文化的重建要艰难得多。我常常想，中国大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世故的人了， 从小就生活在人际关系当中，又利益至上。台湾年轻人则简单、温和得多。当谢丁发现他们在一起不聊房子、车子的时候，非常惊讶。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一样？静宜觉得，价值观的教育最重要，而谢丁固执地认为，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最重要。

在湘菜馆，我们一边挥手赶走苍蝇，一边投入地发言。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教育。假如一个社会有良好的体系，就可以保证大部分人在一定的水准之上，而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只能靠概率，13亿人，总有一些不甘心这么活着，就看个人造化了。这就是区别。说起来，我们这些人也真是不容易。可是想想，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有一点我们都同意，假如两岸放开交流，其实都没有政治的问题。 静宜她们惊讶于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尤其是流行文化，这是现在最重要的文化力量，也是我拒绝看见的，所以我选择回到台湾1970－1990年代。回去的路上，小月说，想不到我对台湾这么了解，——我是指流行文化。我说，我对台湾也已经很了解了，不过是在另一个部分，我们拼起來，就是一个完整的台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