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一）

周五中午在咖啡館剛剛端起一杯拿鐵，習慣性的茫然，就接到閑的短信，入臺證辦好了請囬電。我喝完奶沫就趕快跑囬辦公室，開始這個手忙脚亂的下午。

我當然是興奮的。但這種興奮已經不是最初的想要衝過去瞭解一塊地方的熱望，而是終于能够完成某件事的復仇成功一般的快意。我明天去臺灣！我跟所有人説。經過了這麽久，終于能够成行，我一直沒有走開。然後開始訂酒店，訂機票，聯繫采訪。可是這一切好像都沒有目的，是剛性的行動。長久的等待和準備讓我在一路上都對外界失去了敏感。

整整一天時間，都在換乘。我們要從北京，上海，成都三地出發，在香港機場會合，坐同一班飛機去臺北。其中又有兩人只能從深圳過關到機場，我們只能到臺北機場才能拿到入臺證，可是沒有入臺證航空公司又不譲我們登機，第22條軍規哈。在香港機場，我從中午呆到深夜，靠政治禁書度日。

永遠都在羡慕別人的許知遠對我説，你明天就可以呼吸到臺灣的空氣了，真好。

今天淩晨一點，站在臺北火車站口等著朋友來接我們，我呼吸了一下臺北的空氣，和所有大城市一樣有汽車尾氣的味道，幷且有點冷冽，距離我們對熱帶的想像。

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覺得有什麽特別。臺北街頭有點像南京，小巷子，路邊有很高很大的樹。路口又像香港。

（二）

當然只有人是最重要的。上午我們在紅樓看見親愛的王蘋，一下子上去一個結實的擁抱，她説：你們終于來了～ 臺灣人說話好像都不用真聲的，用假聲。王蘋爲了譲我們這次能順利來臺北，跑了很多次移民署，昨天希望我們能改簽到較早的航班，又跑了兩次機場：“我看到有空位，可是又不知道怎麽才能幫到妳們，好著急啊～”

怎麽會有這麽熱情而且細心的人？去機場接我們的小頼，給我們每人準備了一張臺北地圖，和一張100塊的電話卡，“可以馬上打電話給家裏報平安。”

其實我有點怕王蘋，她總是笑的，用假聲，説快快快不要等著快去參加活動，快快快你們想一下自己的行程等下我們討論。可是我的行程還亂七八糟，酒店還亂七八糟，手機又快沒有電了，她説快快快，我就想趕快跑掉。可是我又很喜歡她。她用假聲説的話很舒服，是昆曲式發音，而且她說話的時候，就像老母鶏在赶小鶏。重點是，她真的爲你考慮很多，做了很多。

因爲颱風，兩週前的同玩節推遲到這個周末，也就成了我們來臺灣的最後理由。這次活動是辦給臺北市民的，前三排坐著好多大爺大媽在看限製級影片，真的好驚訝。放映后的交流會上，一位大叔在分享他使用性用品的經驗。太驚訝了。

晚上去看了女性影展的閉幕片，新加坡影片《美滿人生》，放映會后的交流很活躍，提問題也很有水準。

臺灣人講話都很客氣，太客氣了。有時候好想粗魯地開玩笑。終于在晚上遇到一個一點都不客氣的人。

“夏老師嗎？”
“是是是。”
“您回到臺灣啦？”
“囬來暸囬來暸囬來暸。”他任何簡單回答都説三遍，非常急的語速。
“您什麽時候有時間接受采訪呢？”
“這樣好暸，周二我要到臺北市政府開會，開完會你打電話給我。臺北市政府你知道嗎？”
“不知道，但我可以打聽。”
“臺北市政府你不知道？我告訴你，你明天就到离那裏不遠的地方，這樣比較節省時間。要不然如果你在西邊，過來又要花很久，太浪費時間。”

這時候我真想念王蘋。

见过折腾的，没见过这么折腾的。前天半夜，接到闲的电话，说入台证办下来了。那天是星期五，下班之前还没有消息，我已经死了去台湾的心，马上就是周末，就是我们想要参加的活动，显然赶不及了。收到新的消息，除了高兴，我很想知道一件事，难道台湾教育局、移民署，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吗？闲说，我们有可能明天出发，你可以吗？会不会太匆忙？小月在一边说，你不是可以拔腿就走吗？

一直到昨天下午，我都处于拔腿状态。收拾行李、问机票，准备杂志，换美元……稍等，还不能订酒店，也不能给采访对象们打电话，事情还是有悬念。签证只是“听说”办好了，还没有拿到手。那等一会儿再打电话。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所有人，我们必须把选题定下来，因为我要去台湾……这期谁去广州跟版，因为我要去台湾……l老板要是找我，你就说我去台湾了……今晚不能去你家喝酒，因为可能要去台湾……Lupy，我们又可以去了，你知道吗？……Lupy是一个台湾朋友，那天她的msn签名换来换去，随时昭告天下我们的动向。我得说，台湾朋友对于我们要去这件事，都表现得很激动，让我也很激动。

所以可想而知当“去不了”的消息再次来临的时候，我有多沮丧和内疚。

1996年，我刚刚到北京读书的时候，体检未能通过。复查之后，我在市区的地下招待所里和爸妈一起等待消息，他们是来接我回去的，我倔强地不肯放弃，心里也知道自己绝无决定的权力，只能等待。谢天谢地，今后的任何等待都不会让我如此伤感。相同的是，我仍然抱有希望。仍然热切地盼望去了解某个地方，盼望能够成行，见到台湾的朋友们。

据说第一次被拒绝的原因，是在台湾滞留的时间包含了双十节。可是，负责申请的男孩说，之所以这么申请，就是想看看人家怎么过国庆节的。第二次被拒绝，是因为有几个人的照片是蓝色背景，而表格的要求是白色背景。

OK，再接再厉。

台湾的朋友们已经结束了游行，应该是在彻夜的狂欢了。我得遵守小月的养生之道，早点睡觉了。

PS，明天要写一篇关于富恩特斯的文章。

推荐一个blog：《挖掘富士康真相为己任》http://blog.sina.com.cn/carrietzang，作者是一名台湾同行，也就是前两年传说被郭台铭起诉的那个记者。我很喜欢看，她有一种本事，就是把事情说清楚，她能考虑到读者的无知，尽可能简单清晰的表达。这对一个财经记者来说尤为重要。当然，说清楚的前提是自己想清楚。用一堆词把人绕进去，没什么意思。

向台湾同行致敬。在文化产业，他们真令人钦佩。

收到消息，去台湾的申请被拒了，现在在申覆，我们只能等待，并且为这一线希望做好出发的准备。我对这个小岛现在充满好奇，我可以拔腿就走。

我的异性知己肖海生总结得很对，我受不得委屈听不得废话。所以，谢天谢地今天上班了。

我不喜欢歉疚，它和后悔一样，是一种暴露无能和虚伪的情感。但是在深夜路过客厅的时候，什么东西从深处往上涌，我很想擂胸口，让自己更坚硬。爸妈躺在地铺上，肩膀露在被子外面。如果我走过去，他们就在我脚边。他们睡着了，而我清醒着，还停留在白天对他们的厌弃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回家，让我在厌弃和自责中度过一个个可怕的夜晚。

（一）

昨天下午《周末画报》的同事跑来问，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了俩老外？高远问，你怎么知道？答，我在楼下看见他们，其中一个挂着一个破莱卡，一看就是大师级， 我想，肯定去《生活》了。

这个胸前挂着破莱卡的叫爱德华·基廷， 曾经拍过《66号公路》，不算大师，但确实有名。基廷小个子，留着一圈胡子，一开口，口音很重，嘴里像含了一团草，说了半天，我一句没听懂。这时旁边的查理说话了。神人来了。

查理高个子，穿着格子衬衫、星条旗的球鞋。他头发揉得很乱，像电影里的落魄作家，也像从昆汀·塔伦提诺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生动、滑稽，每句话里都带“fucking”。他曾经做过面包师、老师，在《纽约时报》做过12年记者，得过普利策新闻奖。这次来中国，是跟踪采访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给《名利场》写一篇人物特写。

我用我的二把刀英语，请他以这篇为例，讲一下采写文章的全过程。

他正经起来，坐直了：“首先，我找到大师，告诉他我要写篇关于你的报道。他问你要写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抱着胳膊身子往后一仰：“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这时候你完全可以像个白痴。他答应以后，我去找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做研究，书，杂志，网站。下一步，我找一些认识他的人，去打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再去见他。”

“你怎么采访？”大个子忽地站起来看着我：“这样是你，”再跑到我的后面：“这样也是你。”他转遍了我的四周，我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足够的观察。“你知道吗？大师快要死了。有一瞬间，他突然昏了过去，大家都吓坏了，他老婆伸手摸他的脸，他突然睁开眼说，别碰我！”查理把自己的手放在脸上，睁开眼重复了一遍：“他说，别碰我。多冷酷啊。他是很伟大，可是他多冷酷啊。”

“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足够了？”

“嗯，这个问题好。其实永远不会觉得够，永远都觉得缺东西，你知道，我要的不是profile，是story，profile是fact，fact，fact，而story是有开始，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的。”他摸着下巴想了一想，“也许可以这样回答：每次在采访别人的时候，我都在寻找自己，当我找到了，就足够了。”说到后面这些，他一字一顿，看着我们的眼睛。看我们没反应，他举例说，“有一个女人，她妈妈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你知道这对她来说有多难接受吗？后来她继母死了，我去采访她，她怎么也不愿意说。我想起我妈妈曾经改嫁过三次，这对我来说也很艰难，我就从来不和继父说话。于是我问她，你给你继母买过礼物吗？”查利抬起头，模仿一个若有所思的女人：“‘没有。’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给我继父买过礼物。我又问她，那，你爱她吗？”缓慢的回答：“‘是啊，我爱她。’这就是了。其实我也爱我的继父。我在寻找对方和我之间的联系，当故事能打动我，也就能打动读者。”

里根去世的时候，查利和很多记者一样去参加葬礼。“多没意思啊，那种场合。我就一直等一直等，所有客人都走了，记者走了，家人也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躺在棺材里。我想，多可怜的人啊，没有人真正在乎他。可是，还是有人留下了，那是一个墨西哥人。他留下是因为里根在1986年签署一项法令，让1982年前来美国的非法移民合法化。那个墨西哥人就是其中之一。我想，这足够了。写完故事往老板面前一扔，看，这个故事怎么样？你看其他媒体写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我也没什么，我就是等着。”

晚上我们在酒吧喝酒，基廷没有来。查利学基廷神经质、不知所云的说话：“我说过他很多次，你来的是中国，你要认真观察别人，看对方是不是听懂了你说话，是不是需要再解释。可是他不管。”我开玩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你是作家。”查利的确很擅长观察，他常紧紧盯着你，像要钻到你脑子里去。为了回应他，我也狠狠盯着他，结果第二天眼珠痛得要命。

查利来自底特律，汽车之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底特律像很多工业城市一样衰落了。查利的弟弟原本是汽车工人，现在也失业了。查利跟弟弟说，嘿，兄弟，我要去中国了。弟弟说，哦，是吗？如果你碰到了我的工作，向它问个好！（If you find my job, please say hello to him!）

底特律衰落之后，生命也变得脆弱。查利曾经拍过一个片子，讲在底特律收尸的人，每具尸体几块钱，每年能赚好多好多钱。“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说，白人自杀，黑人互杀，中国人好像永远不会死！”我们大笑。查利说：“什么是故事？这就是故事！”

（二）

昨天下午干了一件从来没干过的事情，在sohu主持访谈，做视频直播。说完“开始”，就自动进入拿捏造作的状态，后来意识到自己的表现酷似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顿时有点不自在，开始摆弄小动作。尽管如此，访谈结束后无比兴奋，在紧张状态下迸发出的能量，挺好玩的。

访谈嘉宾是老摄影家李振盛，因为在“文革”中拍摄了大约10万张图片，被称为“红色新闻兵”。最牛的是，他不仅拍摄，而且完整地保存了照片，大多数摄影师把底片上交了，但是他把底片都藏在地板下面，直到可以公开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不是有清晰的意识，要记录什么，我就是工作习惯好。

老头到了什么程度，前几年癌症手术，他指挥麻醉师把手术的全过程拍了下来。手术前，他专门培训了麻醉师，手术中指挥麻醉师，这边，这个角度来一张。

我们还聊起1989年。那么多生动的细节，但我们还绊倒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做过了文革的影展，老头希望有一天能做89年的展览。

老头问，你们公司有党支部吗？我们大笑。Q说，我们这里不提供信仰方面的服务。老头叹，你们赶上好时候了。

（三）

继续台湾行前的准备工作。晚上和《远见》杂志的两个朋友吃饭。

这些日子对台湾的研究让我感触很多。最开始想去台湾，是听到林怀民说，1970年代，他们有感于台湾西化严重，所以发起了回归传统，回归本土的运动。像一下子通了电一样，我一直觉得，中国文化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怎么向传统寻求资源，同时又能保持开放，转化成为新的可能，表达”现代“社会，并能参与建构，而不至于符号化、表面化——本土运动应该足够坚实、柔韧，因为它也是寻找国家/民族身份，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前辈的努力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我是后来才不太甘心的承认有所谓”历史阶段“，问题当然远比这复杂。很多台湾朋友会把今天的大陆比作台湾的八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不安份的年轻人开始在找事做。林怀民说，今天大陆年轻人的行动和渴望，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所有经济体，地区当中，大陆和台湾使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背景，很多事情可以太直接的借鉴。

这些天认识的台湾朋友（基本都是女孩），都很友善，礼貌。毋庸置疑这是教育的作用。相形之下，我们经过了文革，又迅速的市场化，文化的重建要艰难得多。我常常想，中国大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世故的人了， 从小就生活在人际关系当中，又利益至上。台湾年轻人则简单、温和得多。当谢丁发现他们在一起不聊房子、车子的时候，非常惊讶。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一样？静宜觉得，价值观的教育最重要，而谢丁固执地认为，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最重要。

在湘菜馆，我们一边挥手赶走苍蝇，一边投入地发言。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教育。假如一个社会有良好的体系，就可以保证大部分人在一定的水准之上，而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只能靠概率，13亿人，总有一些不甘心这么活着，就看个人造化了。这就是区别。说起来，我们这些人也真是不容易。可是想想，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有一点我们都同意，假如两岸放开交流，其实都没有政治的问题。 静宜她们惊讶于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尤其是流行文化，这是现在最重要的文化力量，也是我拒绝看见的，所以我选择回到台湾1970－1990年代。回去的路上，小月说，想不到我对台湾这么了解，——我是指流行文化。我说，我对台湾也已经很了解了，不过是在另一个部分，我们拼起來，就是一个完整的台湾吧。

我对王安忆的感情经历了一个转折。很长时间内，我都认为她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她讲述世界的巨大魄力，和对人物内心的绵密推进相结，而且在中国作家里，她是少见的勤勉而凌厉。可是看她的近作《遍地枭雄》、《启蒙时代》，真是失望。王安忆式的罗嗦变本加厉，但是人物的细微心理已经不再像三恋时期那么惊心动魄，变得平庸、冗长。相较朱天文在长篇里诗句一般的铺陈，我不知道王安忆这么长的篇幅有什么必要。

但是今天看到一个访谈，王安忆说，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推到这个时代上，个人是有作用的！忍不住笑。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力量的。她这是骂编辑呢，编辑品味不高，出了差东西，推说读者就这水平，是够无能的。同样，我也听腻了“共产党就这样”，“中国就这样，没办法”，尤其是从年轻朋友那儿听到，让人想发火。不管是西方人文教育，还是中国儒家传统，都有可能塑造刚健的人格，咱们这儿怎么这么弱？

我在很多场合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关于许知远的评价。这其实挺让我困惑的，我该像大家一样调侃他两句以和谐饭局的气氛？反正调侃他如此容易，还是作为team成员为他辩护？因为关于他的误解也如此之多。推荐他最近在FT中文网的专栏吧，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4270&pos=MID_HLB&pa1=0&pa2=0&pa3=005000117&loc=SPECIAL%20REPORT。这篇写得很好，对于复杂性的理解并不消弭其价值判断，或者说价值判断并不消弭了对复杂性的理解。而且流畅，清晰。引用苏珊·桑塔格对于戈达尔的评价，戈达尔和伯格曼这样严密的人不同，他喜欢做简单的判断，这种判断有力，也容易被人挑出毛病。总其特点，再引用Emily对许知远的评价，他虽然有各种弱点，但他毕竟格局大。

看完了《日本帝国的衰落》，好看。可惜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战争。相比较而言，中国抗战的写作不仅是太少，而且粗糙，死板。记者写作其实有非常广阔的出路。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文译本居然这么少。难以理解。马尔克斯也是记者出身啊。 

爸妈来北京了，他们像安全局一样问问题，像医生一样逼我吃饭。他们增长了我上班的时间。

赴饭局之前，去见了一位台湾朋友，孟夏介绍说，她在媒体工作了很多年，非常喜欢《生活》。我打算把手里的《生活》送给她，她惊呼——用台湾女孩特有的、像昆曲一样的低频惊呼：我有，我有，每次来大陆我都买的。不光是《生活》，每次来北京她都看到新杂志，很多捧在手里，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杂志……怎么会出来？就好像90年代的台湾，丰富，有创造力，然而今天的台湾，已经不会了。

我们的话题当然就是：从媒体，到台湾。

我问应该怎么称呼她，她说叫我“蓓蓓”吧，朋友们都这么叫我。我不礼貌的笑了一下，因为相对于这个昵称，她已经不年轻了。回家后一google，才知道这位“蓓蓓”在台湾媒体界真的算一号人物。十年前她参与创办的Sugar，后来成为台湾第一少女杂志，因为厌倦，今年Sugar停掉了（不是卖掉，是停掉），她去了非洲旅行，下一个目标是南极。

在我去之前，他们已经聊了很久。这些想必已经说过，但她还是一一的铺叙，不紧不慢，不漏掉一个拐角，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使之完整的表情。这种耐心和典雅让我着迷，尽管我也常常打断她。我打断她，是出于追问下去的好奇。为什么停掉？台湾媒体现状是什么樣子？为什么会这样？那能怎么办？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天分，每次认真的参与谈话，就会使话题变得十分沉重——除非你真的享受这种沉重。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关注台湾话题，但今天晚上是第一次深入的讨论。蓓蓓回忆起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文化喷薄出无数可能性，到现在百业萧条，文化单一，不是我臆测的社会生命体的周期，成熟产生惰性，原因仍然是具体的。转折点在1995年，李登辉宣布台湾要独立，两岸关系紧张。出于政治的考虑，许多外资撤出。“台湾变穷了，而文化是人在有钱的时候做的事情。”资金离开台湾，台商离开台湾，许多文化人离开台湾，台湾逐渐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蓓蓓在等待明年大选的结果，假如民进党继续执政，她也会离开台湾了。

之前看李欧梵讲香港的文章，很有启发，一个社会的根应该是多元的，单一文化是没有出路的。台湾回归传统，无论是原住民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殖民历史，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这是开放的，多元的，也是有胸怀的表现。而所谓“去中国化”，其实我无所谓台湾独立，但政治目的束缚了自身的资源和想象力，对台湾来说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蓓蓓建议我到台湾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眼所有的报纸杂志，还要在凌晨3点去诚品书店，“你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蓓蓓的描述中，我想要见到的朱天文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媒体露面了，“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吗？”“不是，她愿意，但是媒体不要深刻的东西了。”她喜欢的作家简桢已经有十年不知道在做什么，看不到她的文章，也没有出版社为她出书。

虽然之前我已想到，台湾文化的繁荣时期已经过去了，但这还是让我有些失落，正如蓓蓓所说，80、90年代，大陆，香港，台湾，在整个华人世界，台湾是文化的希望，我以为那是彼岸，原来没有彼岸，只有此岸。

采访从这里已经开始了。蓓蓓帮我想了几个采访人选，我已经可以预料，这次台湾之行会非常丰富有趣。10月台北见。 

那时我将退回书斋，退回远方，退回爱情。

《史记》里大把好故事，太魔幻了。

《外戚世家》短短一截薄太后的故事：薄太后原本是私生女，称薄姬。当时诸侯纷纷自立，叛离刚刚统一的秦朝。薄姬被母亲带入其中一个诸侯——魏王豹宫中。有一天，母亲请到女神相许负为女儿看相，许负说，此女以后会生皇帝。那时项羽和刘邦两立，天下归谁还未明朗。魏王原本约定与刘邦攻打项羽，听说了许负的预言，心里很高兴，以为自己很有戏，于是改变立场，毁坏和刘邦的约定，转为中立，还与项羽订约。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刘邦军队统一天下，把魏国变为汉朝的一个郡。想当皇帝的魏王，就死在汉朝的疆土上。

薄姬被刘邦纳入后宫。可是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宠幸。薄姬年轻时和另外两个女孩子感情很好，三人约定说，如果有人先得富贵，一定不要忘了其他两个姐妹。此时在汉宫，薄姬的两个姐妹都已经得到了刘邦的宠幸，先前的约定已经成为笑谈。刘邦听说后，很怜悯薄姬，当天就宠幸了她。一幸生男，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在整个《外戚世家》，司马迁一直在感叹，这就是命啊。人可以传布、弘扬自己的理想，但是碰上了命运，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一个预言，改变了国家的决定，最终这个预言还是正确的，只是被误解了。

在《孔子世家》里，司马迁以个人编年体形式，历数三十岁，四十二岁，五十岁，六十三，孔子在诸侯各国奔波到老，至死没有得到重用。时间的节奏加重了疲惫和悲哀，也让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老头心生敬意。 

司马迁真像个叙事家。太多好故事了。非常现代。感受上一点没有隔膜。传统里面太多的资源，得好好翻检。有很多从文言文转换到现代汉语，就是博尔赫斯。可惜文言文像拉丁文一样成为了障碍。

所以最坏的时代，也就是最好的时代。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啊。

另，编辑日记：今天第一次实行拖稿罚款制度，为了能贯彻这一制度，这期我放弃了写稿的权利，消灭了最可能拖稿的人。就这样，上午心里还是打了半天鼓，真要没交，罚是不罚？下午开会，小晏走进办公室，黑着脸抽出三百块钱塞给我：拿着拿着。丁三有很有趣的反应，非常有趣。到晚上，稿子已齐，虽然基本都需要修改，但大家都很可爱，在一起很开心。我对《生活》有一系列计划。希望它还能好好活下去。

小叔叔来北京。在一场极为缓慢而扼要的谈话的尾梢，终于问到了我的终身大事。得到答案后，小叔叔长叹一声，唉，我们郭家人，谈恋爱就是不行！

叔叔真是全家对我最宽容的一个，居然找到这样的理由为我开脱，不惜把自己也饶进去。可是当然，他是很诚恳的。这仅次于“不会谈恋爱”，是我们郭家人的第二特点。或者应该说，这二者是互相影响的。

前些天，广州同事叽叽喳喳的拷问我的八卦，末了犹疑的问，……你们这样的，好找吗？我惊异不可言，这个问题太莫名了。她们更犹疑的解释，因为你这么腼腆……

这就是我在同志们心目中的印象。年届30，还不会谈恋爱。或许因为这样，我在苏丝黄的笔下就成为一个傻乎乎而又胆小惊恐的人物。

谈恋爱，重点在谈。我是知道的。今天翻出Sex and the City下饭，惊叹其中一套一套成熟的调情伎俩，一来一去，都是高手。假如熟读此剧，一定很会“谈”，缺点是假如对手不说英文，就难免瞎了。

现代汉语当中很会调情的，应该是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可是他们动机之强，让人觉得技巧不过是死命挣扎。这太坚硬太让人不舒服了。我深爱这种坚硬，不舒服，尴尬，酸楚，正如我愿意面对自己的笨拙。

我其实不太羡慕懂得谈恋爱的人。问题在于，我常常想写自己的家族，可是一个不会谈恋爱的家族，多么没有风情多么难写啊。

我在blog上嚷嚷了两句“通货膨胀”，《财经》旧同事、青年经济学家余总今天半夜给我上了一个小时的课。从对话看得出，郭总一直在虚心听讲，根本不像个“总”。结论很清晰，我就不总结了。希望其他高人能继续给我讲讲。 

余总 说:你看丁丁在财经网站上那个小短文了吗？
郭总 说:没有

余总 说:http://www.caijing.com.cn/newcn/home/column/shts/2007-08-03/25957.shtml
余总 说:这个就把通货膨胀的社会影响说透了
郭总 说:购买力从最贫困的人群向那些有能力进行资产投资的人群转移？

余总 说:对啊
余总 说:相对购买力。就相当于一碗水，碗底有高有低，现在水面向碗底低的一面倾斜了
郭总 说:我倒是明白这个意思。但是，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余总 说:注水的水龙头（中央银行）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还不能往这里面注水
余总 说:如果早就把人民币升值，比如每年10%，其实就相当于把水的浓度提高了，不至于流动这么厉害和震荡。这才是对中下层有利的
郭总 说:但是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的经济过热是因为外国热钱，如果升值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余总 说:操，真正的危机都是自己搞垮自己的
郭总 说:那现在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

余总 说:就是社会分化加剧
郭总 说:唉，就是说现在不投资会很吃亏是吗

余总 说:美国和英国80年代以来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加剧，一个重要原因是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两国长达15年的持续通胀期
余总 说:通胀从来都是相当于对穷人征税，让富人发财
余总 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这点就比美国和英国做得好

余总 说:得投资啊，你一定要跑赢CPI一倍以上
余总 说:因为我们城市生活成本指数基本上是CPI的一倍
余总 说:CPI上升5%，但一般都觉得生活成本上升了10%
郭总 说:但是也有好多人说现在投资风险加大了啊

余总 说:可惜中国没有适合老百姓的，年收益10%左右，相对稳定的债券和货币市场
郭总 说:是啊
余总 说:年收益10%-15%，不要像股市这样大起大落，这才是老百姓最需要的。但是，债券市场发展起来，就把低效率的银行体系架空了，也让股市的官商少了很多兴风作浪的筹码，所以在政治上不可行。技术上没有问题。
余总 说:基金主要还是投资股票啊，买基金只相当于买了一个股票组合，风险低一点
余总 说:基金还是可以逢低分批买入的吧。
郭总 说:嗯

余总 说:美国有大萧条一代（30年代的年轻人），有大通胀一代（70年代的年轻人），总体来看，他们跟前后两代人相比，经济和社会地位都要低一些，这就是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社会后果
余总 说:二十年之后才看得出来
余总 说:就像我们要二十年之后才知道中国的白领到了40多岁会像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工人一样成批下岗
余总 说:美国70年代加入传统产业的工人也不知道今天他们会大批失业

郭总 说:那所谓中产阶级呢
余总 说:全球中产阶级都面临积压。一方面是金融资产阶级借资产价格泡沫在全球大肆搜刮，一方面是中印等国的蓝领白领抢走他们的饭碗。北欧国家算例外，因为他们把竞争力产业、福利和良好教育体系结合得不错。这是多年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
余总 说:中产阶级在定义上是稳定的，在规模和成分上是很脆弱，在经济上很容易面临冲击的

余总 说:TMD，在亚洲，兴亡都是百姓苦，在每一个经济细节都看得出来。所以经济问题可不仅仅是数字和钱的问题
余总 说:你们“生活”要是向公众讲得清楚这个问题，也算功德一件。
郭总 说:还真不行
郭总 说:现在各种说法太多了，都弄不清楚

余总 说:国内都是些什么噪音，TMD
余总 说:南方都市报写了个社论，全面通胀已经到来。结果被狂多党报打压
余总 说:其实无论技术上政治上，这个社论都非常正确
余总 说:老百姓这么辛苦还要时刻被蒙骗

郭总 说:政府到底会不会有所作为
余总 说:不会
余总 说:政治局甚至不理解货币政策有12-18个月的滞后，当然利益集团也不支持提早下手紧缩货币和信贷，以及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余总 说:总是要看到数据出问题了，才开会，要行政手段上
余总 说:刻舟求剑
余总 说:温政府还不算混帐，就被摆布到这个程度，几年后薄奚来这批文革打砸抢的太子党全面上位，那还得了？

郭总 说:这么悲观？
余总 说:不悲观。经济本身还是很强劲的。社会问题会比较突出，但还不会爆炸
余总 说:要爆炸也是二三十年后经济和人口形势往下走，中国在新兴市场地位相对下降的时候
余总 说:只是觉得朝廷越来越没规矩了

郭总 说:政治的变革是没戏了是吗
余总 说:我们这一百多年来有过在有利条件下成功变革的历史吗？
余总 说:经济繁荣总是让专制政府更加忘乎所以
余总 说:我们也没有西班牙、智利、台湾、韩国那样的国际条件

郭总 说:他们的国际条件是什么
余总 说:西欧和美国全面施压
余总 说:不民主化日子就不能过了

郭总 说:那说的现在全球经济过热是吗
余总 说:我党运气不错
余总 说:90年代到2030年左右我觉得都会是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好处的时代。以后就难说了

郭总 说:这个巨大好处是什么，就是作为世界工厂吗
余总 说:对啊
余总 说:城市生活艰难，但对于很多农民来说，进城工作总比在乡下混吃等死好吧。
余总 说:不过把全球的中低端产品都生产了，下一步怎么走？我们的教育、法治、环境，都不支持下一步转型。

郭总 说:这还能支撑到2030年啊
郭总 说:我还以为过两年就没戏了呢
余总 说:所谓“人口红利”到2020年结束，还有10年能混着过
余总 说：2030年之后，养老金和金融体系的压力就大了
余总 说:现在透支得厉害，这笔账还不起的

郭总 说:人口红利是什么
余总 说:就是小伙子多，老年人少。所以产出多，消耗少，剩余多，可以让政府挥霍的多

郭总 说:哦
余总 说:其实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好时候。财政钱多，才好改
余总 说:但历史上一般都是政府没钱了，才不情愿地改
余总 说:改得太慢或者太假，就被顶下去了
郭总 说:人就这样，贱

余总 说:历史上，还没有专制政府成功管理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先例
余总 说:苏联和东欧的崩溃，跟老龄化也是有关的
郭总 说:那也有可能那时候出现社会动荡？
余总 说:估计是。因为老百姓一直以来的自由、信息、应对风险的能力、自我组织的能力都被严重破坏了

郭总 说:以及经济衰退？
余总 说：嗯。

余总 说:长期内我不看好亚洲
郭总 说:你看好哪里
郭总 说:印度也是吗

余总 说:从来没有军人和大亨的国家能通过市场经济+专制政治长期成功的
余总 说:印度不算。文化和政治上的亚洲就是东北亚和东南亚。日本算半个社会主义国家了，他们收入分配比一些欧洲国家还平均

余总 说:看好哪里我说不好
余总 说：不过印度、中亚、中东欧、拉美、中东小国、土耳其，都会不错

郭总 说:为什么拉美都会不错？
余总 说:拉美的政治和治理结构已经可以保障他们的宏观稳定了。现在正在加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赶上来不难
余总 说:中东欧和土耳其的底子就太好了
余总 说:人家不会永远这么倒霉
余总 说:我们又不是上帝的选民，NB个啥

郭总 说:那我们这一代实际上就是要利用这十几年为自己准备退路？
余总 说:我个人是这样为自己打算的

余总 说:我也希望下一代生活在一个文明和正常的社会
余总 说:一介草民在中国何等辛苦
郭总 说:你还有下一代呐？
余总 说:我说几年以后
余总 说:操，余总造个把人的人权还是有的吧？

郭总 说:哈哈哈
郭总 说:多谢余总讲解
郭总 说:下回再聆听宏训

余总 说:我也说累了
余总 说:时事教育说透了也就这个程度了
郭总 说:您辛苦了

余总 说:您继续风月
余总 说:我继续风云

 

上午接到电话，要赴老板的鸿门宴，万分抱歉的推掉了徐晓斌老师的约定，开始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午饭。我说，这快赶上云南少数民族的热情晚宴了。

这倒了我对饭局的胃口，起码一个礼拜才能恢复。跟肖海生说，饭局往往令人痛苦，因为没有高质量的交谈，徒然消耗时间。除非我有求于人，比如说老板先生，说得高级一点，我希望他让我继续做这本杂志，说得实在一点，我等着他发给我下个月的工资。所以吃也就吃了吧。

饭局上提起“新新闻”文体，我越来越确定，这是《生活》最重要的文体，并非唯一，但是最重要的。市场部和客户部的同事要求我下次讲一讲什么是新新闻，因为连博学的老板，能背诵《文心雕龙》（当然是其中一句）的老板都不知道。

我真有点怀疑我们西化的程度在哪里，市场部的同事不知道也就罢了，发生在1960年代美国的新闻革命，在中国媒体居然还需要很多解释。在谢丁博客上看到关于文章的讨论，大部分纠结在新闻写作是不是应该出现“我”，很想加入讨论，又懒了一下，因为不知从何说起。这种疑问听了很多，说新闻应该是客观冷静的，不应该出现“我”，不要带入太多主观判断。推荐一本书《伊甸园之门》，其中有一章专门讲述新新闻的出现，里面说到，没有绝对客观冷静、不带立场和判断的写作，所谓客观报道总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媒体人士对以往僵化写作的反思产生了新新闻写作。

零度写作自然仍能产生杰作。看看海明威。不要被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束缚了。没有形式上的应该不应该，只有水准上的高不高。 

好消息是，《生活》今年的广告非常好。这样一本总是被人关注倒闭时限的杂志， 看样子苦日子是过去了。那我们该折腾点别的事情了。

请关注《生活》、搜狐合作的大旅行，http://cul.sohu.com/s2007/faxianzhongguo_cover。邹波写就的无韵不分行诗歌，真好。

最近最喜欢听的CD是A Tribute to Joni Mitchell，好极了。

晚上继续在天涯看“通货膨胀”的帖子，看得忧心忡忡。谁是明白人，回头讲讲啊。

又看到一个资料， 讲19世纪，回族在陕甘宁一带对汉人的大屠杀。想起小时候奶奶跟我讲过，民国十八年，回族土匪们打进我们县城，把城里几乎所有男人都杀光了。所以“十八年”，在那一代老人心里是有特殊意义的。奶奶当时不到一岁，就失去了父亲，此后随母到另一家，“要不然，我也能识字读书。”这是我奶奶最遗憾的事。我早晚要搞清楚这段历史。

好吧，我承认，过去这二十天我一直跑来跑去没干什么正事。接下来这个月一定好好工作，坐班坐家，务正业，把几件事都落实下来。

晚上回到家，行李扔进门就去赴饭局。一桌五个人，四个在媒体工作，主角是另一个－－放暑假回国的何翔。话题很快转到了中国现实－－大概唯有朋友从海外来，才会这样吧。让我想起十年，或是十一年前，在昌平园的顶楼上聊天唱歌的日子，真是同学少年。肆意畅谈的时光真是少了。有一个说法是，饭桌上只要有几个北大中文系的，气氛就悲观伤感得很。我一定不加入这个序列，不抱怨，不怀旧，不放弃。让我们来点带劲的。30岁也还很年轻啊。

晚上在天涯看到关于人民币贬值的贴子， 联想起下午的讨论，又有点担心了。和肖海生、谢丁讨论聊经济危机，我们该怎么办。我想了一想，要不让我妈留着老家的房子不要卖，回家种菜读书去？

时局真是看不清。下午和留在国内的同学感叹，国外的研究太外在，而国内学术界又不干正事，徐百柯说，所以中国要完蛋了。我当然不同意死刑宣判书，想起孙歌说，中国当代文化界的活力一定来自体制外。HK的朋友也有雍容而智慧的评论：也许政治谈判不是你们工作的重心，重心在于文化教育。

不管对现实的影响有多少，做事吧，首先为了自我救赎。

去年很激动的得知，伯格曼居然还活着。安东尼奥尼也活着，文德斯早就告诉我们了。虽然太老了，什么都做不了，表达不了，见面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我还是把他们放进了我的采访名单。我不会存有太多的敬畏，我就是想看看作品伟大、然而私人生活一片狼藉的人们，让我矛盾的心情到达戏剧化的顶点。

我深爱伯格曼的电影。安东尼奥尼则闷过头了。他的叙事太坚硬了。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和师妹去看《中国》，四个小时终结在冗长的马戏表演。师妹很气愤：我觉得这老头太坏了，带着个摄像机来中国，把我们中国老百姓吓得到处躲。 

这部电影不是安东尼奥尼最有名的，取它的名字：过客。它还有一个名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