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关于《红楼梦》的几个话题：

小月最近在看《红楼梦》（书），连写作业都差点带出姑娘哥儿的味道，这种影响，在中国白话文小说里太常见了，有名的例子是张爱玲，马马虎虎有名的例子是最近要写的徐小斌，不太有名的例子就是小月。

大学打的第一份工就是给一个丹麦哥们读《红楼梦》，他要录下来带回国内听。这哥们一点不懂中文，却夸我读得很好。不好不行啊，我自己都沉浸得一塌糊涂，这真是一份好工作，可惜读了三分之一，他就回国了。有日子没想起他了，说起来连他的名字都忘了，但还挺想念的，这个忠厚老实的外国哥们。

陈平原说，《红楼梦》是中国的骄傲。当时他在讲中国小说史，那一章是《以家庭为中心－－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他的结构分析在小说史研究里真是比较靠谱的。当然，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也靠谱，周汝昌就不靠谱。大观园要能进得去也能出得来才行。

我在身边朋友里做了一个样板数小于10的不科学调查，发现女性都读过《红楼梦》，异性恋男性都表示读不下去，包括博览群书的许知远，他说自己努力了四次，也只读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两个gay朋友都读过，而且很喜欢。不过先别急着下结论，另外一位gay就没有读过。

小时候家里没有书读，我翻遍爷爷的柜子，看完了《济公传》、《杨家将》、《薛刚反唐》、《水浒传》，以我当时的文学眼光来看，《薛刚反唐》是最伟大的小说。刚刚要看《施公案》，就有了87版《红楼梦》，那时候我9岁，求妈妈借来了小说《红楼梦》，从此开了另一个眼界。有时候我骗自己也骗别人说，《红楼梦》是我读的第一部小说，实际上只是最重要的小说而已。

陈哓旭死了，借用丹云的msn签名，冷月葬花魂。这句诗有另一个版本，冷月葬诗魂。我也觉得前者用在这里更适合一些。

文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那是不死的梦。

同事们刚刚回来，不停蹄的又要走。这期题目设置我还是很满意的，有极现实的，也有飘逸的，也有厚重历史感的。只是看他们纷纷去往福建沿海，我私心里跳成一团。五年前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就是去的福建，因为那里够复杂，从闽北武夷山，到闽西小山城，永定土楼，水城长汀，红色县城古田，到闽南小岛，漳州泉州厦门，到闽东，据说闽东人开放有血性，又极精明，这是在连城半夜和一个莆田的小伙子聊天，他告诉我的。可惜走到漳州，就被一个电话叫回了北京。

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走遍剩下的旅程。我有很多次旅行和出差的机会，但没有一次比得上那一次。要有些时间，才把你带来的焦虑、企图心（思考都有那么重的企图心）一层层洗掉，连新鲜感都是猝不及防到来，那才是自由。

想旅行了，眼前事蝇营狗苟，令人生厌。

而关于另一件事，作为一个西北人，我一向认为辩论和解释是无聊的事情，若话不投机，则无需多说。合则来，不合则去。一个过度解释自己的人，同样令人生厌。

做管理的不同之处是，每个人都会来问问题，你必须要不停的思考，给出答案。为了使这个答案正确，有时候你一想再想，一问再问，但有时候别无选择，只能使身体瞬间凝缩，抓住脑子里迅即闪过的火花。本事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有时候我很在想，我是真诚呢，还是在利用自己的真诚。当一种情绪用文字表达出来，这种情绪就转化成对文字的陶醉。以文学的名义，原谅自己。

这段时间的blog就是这样的碎片了。小火花。

昨天在等待戈多，从咖啡馆这头就听见那头有人酬躇满志指点江山，一惊。过去一探，果然是媒体界青年才俊帅哥张亮，少不得背后一掌，打断了他的高谈阔论。张亮告诉我一个朋友的近况，让我倒吸无数口冷气。一个老实人身上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比任何美国电视连续剧制造出的冷气都多。感叹。

这几天在看巴尔扎克的《贝姨》。好小说是不过时的，那些很现代的比喻，看破人心时的残酷，一点不带廉价的感伤。美满婚姻是一个中点，而不是结局。年轻艺术家在幸福中被惰性打败。即使再大的天分，也要像苦行僧一样的自律。

计划赶不上变化。下周可能又要去香港了。

好消息是，要开始做《生活》的网站了。

中午和Q们吃饭，网站的工作看样子是很磨人，Emily感叹“《生活》真是天堂啊！”我自然，被剥夺了抱怨的资格。事实上，我也很难找到东西抱怨。这是一份不可能更好的工作，我心里常常充满了要做事的激情，甚至很难平静的看完一页书。同事们都很能干，我们自己在变得越来越好，只要活下去，而且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这么好。

晚上陷入了新一轮的焦虑。我对自我发展有不动声色然而从不停止的渴望，无论是交谈，或是旅行，或是读书，或是发呆，总要为内心的森林增加枝叶。对于时间的浪费，我有着严苛的洁癖。所以温和的我，也会粗暴的打断同事的发言。不能让漫无边际的事情侵吞了时间，必须要打断，舍弃，拒绝。

最近读书无数，正在读的是《国王的人马》，非常好。我可以做好的批评家，这一点我有信心。但越是容易的事情，就越轻视。

“我经常觉得自己太温和太顾及别人的感受了。”
“所以要变得强硬一点？”
“……我以后要写小说，塑造一个尖刻的人物。”

最近无可记，工作慢慢平稳了下来，事情也还是多，但是有规律，如果要再忙乱，无非是想做更多的事情。

也还是读书，读了几本回忆录和传记，《凯恩斯传》鸿篇巨制，令人昏昏欲睡，只是对剑桥氛围和布卢姆斯博里群体有了冷静的了解，决定重读经典，少读新书。要把人文社那一套插图本名著名译都买下来。

看书的时候也还挂念着稿子，要尽可能少的平庸和自我重复。

唯一的好消息是《图雅的故事》。电影结束的时候我和小月都在擦眼泪。太多的刻意煽情会被一眼识破，真正的感动是建立在饱满的叙事和节制的抒情之上的。

笔记体博客。

最近应该是新闻繁盛的时候吧，美国校园的枪击案，邯郸农行不见了5000多万，辽宁的钢水包掉了下来，第一季度GDP太高了……我照例还是看一些朋友们，或者陌生人的blog，他们多数都是在媒体工作的同行，可是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是觉得别人提得太多自己再说就没意思？是工作带来的麻木感？还是blog真的只是一个私人情感的园地？还是根本就缺乏对重大新闻做出反应的冲动和能力？说到底，我能在什么地方看到关于这些事情的清晰的描述和评论？

好几天没来说话了，其实一切都挺好，瞎焦虑来着。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写点东西。歌德学院的老头说，80年代中后期，文学是社会表达的方式，后来是电视剧，现在是网络，博客。他说，博客里面孕育着文学的种子，当然，90％的博客还是垃圾。

我问为什么70年代人没有出现好作家，老头说，我觉得安妮宝贝，韩寒写得挺好的，他们好像是上了个什么学校专门学过写小说一样，技巧特别好，特别会写小说，但是看完我不觉得感动。

咱们聊聊文学吧，再好的新闻写作也比不上文学，这就是我心里的等级。

不罗嗦了，要读的，要写的东西有很多。严歌苓说，那么没出息，写什么博客啊？

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和史彦聊天，谈今后的打算。史彦说，你还有理想，真好，我就想早点退休。我说你退休了干吗？史彦说，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呗。我说比如？史彦想了半天，……写东西吧。

最近工作上了正轨，心里有了底，做事也可一撇一捺比较从容了。今天采访完走路回家，天气好好啊。与此同时，大圣也刚刚结束了采访，因为天气太好舍不得回去，就在国图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新同事谢丁就在想象她穿着色彩艳丽如少数民族的裙子在空旷的国图前面招摇的样子（新来的两个同事都很不错，我还是很有眼光的哈哈）。

嗯，今天知道了两个八卦，有的人要想办法堵住我的嘴才是。而这两天我有事没事上天涯看看，有两件事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狂热追星家庭，一个是旷新年和孔庆东的对骂。前者我只能引用贾樟柯在参加活动的时候私下里说的，中国太荒诞了。后者，看见系里老师成批的出现在帖子里，还和诽谤、外遇、陷害之类社会新闻词汇放在一块，挺新鲜的。北大中文系不行了，固然是中国教育大环境和校方控制的原因，但也和几届系主任因循守旧的作风有关，他们都是温厚的老好人，连任了两届的老温酷似白先勇，当年他夸我有才气，那张便签我现在还留着，但是做事情而言，没有气魄。现在系里老师大多平庸，总得有人负责吧？所以我还挺希望能有公开理性的讨论，别老背地里说闲话，拿不到台面上，讲讲北大中文系这些年怎么了啊。可是旷新年这样不行，除了暴露自己的自大与脆弱之外，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

讲一个听来的段子吧，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当然是男老师）一辈子就三个愿望，评个正教授；去日本讲趟学，用挣来的钱买套新房子；最后，娶个女学生。

最后的最后，留言的同学们，邹波的朋友，多谢你，完全同意你对《生活》的看法。想知道肖全联系方式的朋友，对不起，我没有。youyou同学，我对服装并无见解。

其实还是很容易不开心的。在活动现场看到《生活》的片子，大部分都是我们去年做的题目，大圣说想起了Emily跟我们一起讨论选题的样子。我说想她啦？她抿着嘴点点头。我也想她啊，有她在，我就不用跑到这个矫情到极点的破地儿腿站得酸痛，有一半时间，那里到处都是纯白坚硬、充满拒绝意味的皮板凳，另一半时间，是穿着各式行头、举着香槟杯走来走去摆pose的男人女人，后者无疑比前者更为虚空。我也在那里走来走去，感受着价值观的巨大冲突，内心充满讽刺和无奈。

并不觉得有趣，因为铺满全场的是某一两个人的欲望和虚荣，这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这真让人无法忍受。

活动前的八个小时内，不停的有人走进办公室跟我念叨，你这衣服不行啊，要盛装出席啊……让我想起六年多以前，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结束了在工地的实习，卷着行李到了公司本部－－去做总经理办公室秘书。总经理看了看我的衬衣T恤，没说话。一会儿就有办公室主任跟我谈话，明示我去买几件“正式”的衣服。这种正式的职业装，我只穿了几个月，就逃也似的飞奔到媒体－－一个可以随意穿着的行业。没想到啊没想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现在有人问我要msn的时候，我都会说，我基本不聊天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似乎只和邹波聊天。很多时候和工作无关，还是文学，还是内心的探索。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成为大作家潜质的人，每次聊天都给我很深的启发。我明白邹波是要寻求支持，但是对我来说，收获比他要大得多。

这是他今天说的一句话：《生活》必须有智力含量，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能过于草根和自然主义，草根和自然主义的血泪控诉就是另一种虚无和猎奇。

昨天下午开会，真是一筹莫展。编辑部人少，事多，都还是其次了，更l让人着急的是选题的陈旧，眼界不够开阔，思考不勤奋，我也是如此。恐怕以前Emily每次开会时着急的也是这个吧。说一千个选题，也还是感觉往后退了一步，都是别人嚼过的东西。那《生活》的锐气和独特性在哪里？以前在采访《汉声》的时候，虽然充满尊敬，但是那是一本进行视觉和设计实验的杂志，一个做文字的人很难觉得满足。黄永松说，他们一开始就把民俗的框架列出来，比如无锡泥人，贵州蜡染，之类，然后一项一项按部就班去做。－－这是踏实的方法，但是也不能令我满足。

《生活》仍然不是《汉声》啊，不是民俗志，也不是地方志，不是资料的汇集，不是碎片的拼凑，不是过往的缅怀者，假如多年后再看，我想那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准确一点说，是我们这一小撮人，怎样试图去了解、把握、描写当下的现实。怎么样才能看得更透一点，怎么样才能找到新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才能令自己成长为一个很牛的人？Emily走后，我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其余琐事，对上对下，我都可以勉力应付，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在洞察力方面可以与她相比，假如这本杂志因此而落入平庸，我真会觉得罪过。

就在这时候，许知远同学从机场赶来开会了。以前开会的时候，许知远通常被大家嘲笑“捅大词”，但是我每次都感觉到，他的格局之大，阅读之勤奋，思路之开阔，判断之敏锐，真是年轻这一代我所仅见的。让我想想，我的师兄师姐们当中，也许有非常聪明而基础扎实的，但是却没有他这样的敏捷和开放性。我很少见到这样一个人，坐在那里，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新想法，有一些来自知识而与真实经验无关，有一些逻辑混乱仅凭直觉却相当准确。他给我的启发是，我们的每一次选题，都可以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而不是对已知世界的因循。他的这种激情和勤奋，都让大家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了晚饭结束。

我不由对许知远同学说，你还是不可替代的啊。

还有Emily，Q，张帆，李翔……这是自大学以来，唯一一个让我有认同感的群体。这么多聪明、有热情、热爱阅读、写作和思考的人，真心想去做些什么，想去改变些什么，对自己的成就也充满了野心，我一万次的庆幸自己选择了和他们在一起，这让一个内心总有所执着所以难免不合时宜的人不再感觉失败，并且放心的飞速发展自我。

我几乎是非常镇定的接受了Q的离开，李翔的离开，Emily的离开，接下来是无比多的事情让我紧张起来，没有时间伤感。接下来是关于个人选择的犹豫，而一旦决定承担责任，心里就长出无穷的力量。我们不是帮派，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在给Q的信里写。我收到她的信，她鼓励我继续做下去，内中话语让绷了好多天劲的我，一下子松了，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帮人是真的分开了。还有远在上海的可爱的李翔，今天我接到他的电话。我想念这些聪明、勤奋、开阔的兄弟姐妹们。

张帆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们最后还是会在一起做事的。我高兴起来，不再嘟嘟囔囔了。我不怎么相信未来，只做好现在，但是，假如有这样的未来，总让人放心些。

四年前，我在半夜接到海威的短信：张国荣自杀，伊拉克战争爆发，想象一下那些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我不相信除了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抗争方式？我有些惊讶，只简单回：当然有。那边似乎很惊讶，问：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活下去，并且保持自己，能影响几个就影响几个。海威的感情向来激烈，而我总是温吞，或者我是懦弱贪生，但这就是我的方式，静静的保持自己，也保持缓慢的生长。

当我们在一起，像原子核聚变，因为相互的鼓励与启发，爆发出更大的能量。但当他们离开，我想幸好我曾孤独保持自己而拥有坚韧的力量，剩下来的，是聚集其他的原子核，做下一轮的爆炸。

今天产出作品两篇：《<生活>杂志北京编辑部人员架构与岗位职责》以及《<生活>杂志第十八期（2007年5月号）选题阐释与操作进度》。而该交的5000字的稿子还没有完成，明天又还有一篇稿子要交给《东企》。

我抱着薯片目光呆滞的坐在沙发上，心想这样的日子真的要是持续一年，怎么的也得辞职了。辞了职以后干吗呢？休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还要再工作吗？默不作声的拿起一本彼得·杜拉克的《旁观者》，最近发现这本书特别好看，尤其是第一章《老奶奶和二十世纪》，好玩极了。

放下书，决定还是写稿子吧。明天还将产出两篇：《<生活>杂志北京编辑部2007年人力成本预算》，以及《<生活>杂志第十八期（2007年5月号）成本预算》。

最近真是够忙的。撇开效率低这一点，事情也真是多，碎。每天都得去办公室了，可是案头工作还是得在家做。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只是过渡期，把事情都理顺了，周期调过来，人员都到岗了，就好了，我起码可以在周末看会书了。

上期邹波把文章一改再改，最后一稿是9.0版本，真是好，整个气场都十分成熟完整。好文章真是改出来的。他再交一篇文章，也很好，有些精深的意思了。鼓励他再做这样的题目。他说，这需要泡图书馆了。丁三说跟自己搏斗了六年半，终于解决了一些基本的问题，现在开始要做事了。他问我《生活》到底是要做什么的？我想了一想，把许知远的口号去掉一半（探寻国家精神），留下一半：描述当代中国。《生活》也仍然是这样一个地方，提供给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旅行，写作，摄影，做各种奢侈的试验。

开会的时候发现人真少，正在招兵买马的《东企》占掉了大半部分的办公室。这是我们历史上人最少的时期，可是仍然精悍，有向上的气势。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永远需要，可是我不急。《生活》的记者对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要求很高，得有一个算一个，就算不成熟，但是天分和基本功一定要十分好的。我忍受不了平庸的文章，没有创造力的表达。还好我们不做一份新闻杂志，不用靠人海战术。

昨天在采访王全安之前，给他看了《生活》，他原来很轻视的以为，是时尚的视觉的，后来发觉在文字上有硬的东西在，就很有些真诚的表达了喜欢。在他翻看的时候，我在旁边浏览那些熟悉的标题，也的确觉得，我们是做了些事情的，这还是一本不错的杂志。希望它能像《汉声》一样，做上几十年。

王全安带着小金熊去的，很可爱的小熊，我们都捧着金熊假装获奖者拍了照片。虽然他的电影我一部也没看过，但是谈过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人会很不错的，会成为大导演。清醒，踏实，又聪明。他的时代到了。

今天见到了另一个文化名人肖全。他是那一类男人：帅（也知道自己帅），直觉好（因此排斥逻辑），不愿意长大，怕衰老，把纯真、过去、童年、社会主义时代、天真的少女当作最美好的东西，把成熟和世故、肥胖、理想主义的失去联系在一起，说实在的，自己又什么都没落下。当然，他的照片我是很喜欢的。《我们这一代》，非常好。

肖全的女朋友总是很年轻，他说，她们都是刚刚毕业，好像在他这里进行了一个很短的培训，然后就飞走了，“我也不伤心，世界上的好妹妹多得是啊。”又讲起前一任女友给他写信说，当她老了，会站在他们曾一起拍照的桥边想，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位大师站在这里……末了肖全补充说，在接受《半边天》采访的时候，他讲了这段话，可能节目会播出来。

在北京的大马路边上，我们一起去饭馆的路上，肖全转过头对小月说，你是这城市里最美丽的。这话让小月乐了有两个小时，然后又很清醒的说，他肯定跟好多女孩子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