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晚上在youtube上看陳文茜的节目，她调侃谢长廷，满脸忍不住的笑。我突然想起采访她的时候，她说，是innocence让她无所畏惧的。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明白了，纯真是一种多么重要的品质。人是通的。无可隐藏，无所畏惧。

上了飞机才想起一件事：没带名片。恨不得下飞机去取。参加这种活动而没带名片，就好像没带脸。那还来干吗？

本来期待发完名片就呆坐一边，或者，应酬也可以。我可以有一个生硬的表演。现在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杭州很暖和。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进入低潮期。人生总不可能一直平顺，平顺地向上，平顺地向下。我得不断地削减，多余的枝叶。 

昨天到今天，干了一件很过瘾的事情。把我很喜欢的一首诗译成中文。市面上见到的译文实在太差了。不过有两三处我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希望行家可以指点一下。

旅行的问题（Questions of Travel）

 

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

 

这里有太多瀑布；拥挤的溪流

太过匆促地奔向大海，

山顶上云层如此浓重，压得

小溪以慢动作四溢出来

在我们眼前汇入瀑布。

——假如说这些溪流，一英里长的闪亮泪痕

还不是瀑布，

不久之后，随着时间在此地的流逝，

它们可能就是了。

但是如果这些溪流和云层一直，一直旅行，

山峰就像翻倒的船只

挂着烂泥，粘满海藻。

 

想起回家的长途旅程。

是否我们应该呆在家里，偶尔怀想这里？

此刻我们应该在哪里？

在这个最奇异的剧院，

观看剧目里的陌生角色，是否明智？

这样是不是很幼稚，只要身体里有一丝生气，

我们就坚决奔去看别样的日出？

看世界上最小的绿色蜂鸟？

去凝视某个难以言明的古老石雕，

它难以言明，难以穿透，

无论从何种角度，

都引人注目，而且永远，永远令人愉悦？

哦，我们是不是必须梦着我们的梦，

并且拥有它们？

并且，我们是否曾经

为蕴藉，温暖的落日留有空间？

 

但是当然，不曾看到这条街边的树木

会有点遗憾，

没有看到它们的姿态，

像风度不凡的哑剧演员，身着粉红长袍，

它们的确对自己的美丽很自负。

——不曾被迫停下来加油，听见

两只不一样的木屐

在油腻腻的加油站地板上劈里啪啦踩过

发出悲伤的二和弦木声旋律。

（在别的国家，木底鞋会经过检验。

每一双都会发出同样的声调。）

——的确会遗憾，没有听到

另一只胖胖的棕鸟唱出即兴的歌声

它站在基督会竹制教堂

破损的加油泵上面歌唱，

那教堂有三座塔楼，五个银十字架。

——是啊，会很遗憾，如果没有思考过

（虽然思绪模糊，也无结论）

数百年来在粗劣的木底鞋

和精致、讲究

仔细雕琢而成的木底鞋

还有精致、讲究

仔细雕琢而成的木笼之间

到底存在什么联系。

——不曾在雀笼般纤弱的书法中

研究历史。

——也从来不曾聆听雨声

绵绵不休如同政客的演讲：

两个小时没完没了的政论之后

一段珍贵的沉默突然来临

旅行者拿出一个笔记本，写下：

 

“是否想象力的缺乏使我们来到

想象之地，而不甘心呆在家里？

或者帕斯卡尔关于静坐屋中沉思的说法

并不完全正确？

 

“大陆，城市，乡村，社会：

选择从来不多，也不自由。

不是这里，就是那里……算了。是否我们还应留在家中，

只是家在何方？”

应读者要求，补充一部分采访陳文茜的花絮。

屋子里有一个满头银发、保养极佳、坐得笔直的老太太。她说：“我是文茜的妈妈。” 她臉上的情緒都很簡單。她説：你是一個人臺灣嗎？我説是啊。她説，你很有個性，你們大陸人都很有個性。我説你們家文茜才有個性呢。她笑了笑。她説，臺灣現在就搞省籍政治，亂的很。我説可是您不是本省人嗎？您沒有省籍情結？她説，都是文茜教我的。

這時候陳文茜進來了，説，媽媽我來接受訪問，你出去讓他們泡茶進來吧。陳媽媽出去后，陳文茜説，那位就是我的金主。

陳文茜説再做兩年她就要退休去寫戲劇了。我問她，爲什麽要過兩年？她説我總要存够退休的錢，比如説，我假定自己活到65歲－70歲，那我賺的錢就得能用到那時候，我說了這話，我媽就問我，哎呀那你要是活過了70歲怎麽辦呢？那就沒有錢用了啊，我説那時候你就死了啊，你可以把你的錢留給我。 

陳文茜説，我很小就看透了，男人和女人只有兩種關係，一種是喜歡但是看不起你，另一種是不喜歡但是尊敬妳，我當然要做第二種了。 

她好像還有好多好玩的話，等錄音整理出來以後摘給大家。 

我們來談談政治吧。

在台灣的采訪中，幾乎每個人都會談到省籍情結被政治權力的綁架。有些事例讓我很吃驚。天心的小說，七十年代被指為不關心工人農民的“閨閣文學”，九十年代以后又是不愛台灣的外省文學。這太可怕了。大陸的朋友應該很熟悉這一套邏輯。1930年代，就有左翼文學論爭，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出自生命體驗的寫作就有政治危險了，即使是趙樹理這樣的農民作家，到后來都會無所適從。僵化政治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是整個紅色中國的噩夢，它讓幾十年的文化創作變成荒漠。

比文學更大的問題是，你有什么資格限定別人的生命？天心說，如果你還想和別人做朋友，就不要討論省籍問題。——為什么人會服從這么簡單的意識形態的統治？

陳文茜評價說，馬英九和龍應臺是外省人，所以他們制定的文化政策帶著外省人的自卑感，他們不放開眼光，用臺北特有的文化底蘊，趁現在全球中國熱，成為真正的國際性都市，反而把重點放在古建筑的保護上面。“台灣的古建筑？就兩三百年的歷史，誰會來看啊？”

這是我真正覺得可惜的地方，假如一再縮減，尤其是放棄文化傳統中最重要的資源，我不知道台灣的雄心在哪里？我期待台灣成為真正開放、多元的地方，如此，我一定會去那里生活。

但是，台灣人怎么看自己，和大陸人怎么看台灣，是兩回事。第一，我們是不是真正了解台灣？幾個月前，和一些同學聊起臺海問題。他們都對我的無所謂態度覺得驚訝。何翔說，台灣不能獨立啊，假如台灣獨立，西藏怎么辦？新疆怎么辦？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則驚異于一點，在座的朋友似乎都沒有想到，如果你想要和一個女孩在一起，怎么能不問問她的想法？台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台灣到底是什么樣的？統一或者獨立，是不是應該先聽台灣人的想法？而讓人羞愧的是，幾年前我也抱有同樣的看法，在僵硬教化下長大的我們，又遇到了所謂大國的崛起，空前的自以為是。我和林懷民同時說出了一個詞：粗暴。粗暴不僅來自權力，也來自我們內心。這種粗暴和自大，使得政府不能采取務實和理解的政策，尋求統一與獨立之外的其他可能，也使得兩岸溝通缺少基本的前提。當然，交流是唯一的方法，這也是政府所恐懼的。

第二，他者總是自己的鏡子。台灣的歷史和現狀可以照見我們自己的問題。且不論我此次去台灣，本來是為了尋求傳統現代化的鑰匙，不期望找到了社會運動，找到了真正的知識分子，找到了台灣七八十年代。這不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環境不同，不可以單純的平行比較。如前所說的，在政治空間上，我們類似台灣的70年代，而經濟的騰飛，又類似台灣的80年代。我們不具備出產台灣黃金一代——也就是林懷民那一批人的條件，因為傳統中斷太久了，而時代的壓力仍在。學界已經爛掉，政治看不出改革的可能，商業已經迅速地開始對文化的收編。我們終歸得不停的嘗試，自省，自我救贖，為可能出現的一代鋪路。還是那句話，我們沒有悲觀的資格。

在采訪陳文茜之前，我已經覺得很疲倦了。每天在台北街頭奔波，采訪，交流，當然也有喝酒，夜奔，交談時的腦力激蕩讓我無比興奮，然後在其他的時刻木木呆呆。見到了這麽多大名字，也算是完成任務了吧？對其後的采訪，無可無不可，我不復斤斤于此，但是當然，誰會放過采訪陳文茜的機會呢？

陳文茜笑著説，你們動用了很多人來說服我。此時我才知道夏鑄九、林懷民都已經打過招呼，説“中國大陸最好的一本雜誌”要采訪她，請一定要接受。

我幷沒有想到真的可以采訪陳文茜。坐在接待廳里，我握著桌子緊張得發抖。見到這樣一個聰明女人，我該問什么問題？我時時渴望和聰明人對話，又怕自己不够聰明。不明白爲什麽對自己的智力有這樣莫明其妙的虛榮心。記者是有理由愚蠢的啊。

這是一個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的采訪地點——一所整形醫院。空氣里有一點藥水的味道。每間屋子的門都嵌在白色的墻里，像通往一個神秘的所在。一個臉部洗得髮白雙頰又有黑色手術印記的中年婦人從一扇門走出來，進入另一扇門。過了一會兒，是一個穿白衫的男醫生。我看遍所有的門，想，難道陳文茜在做整形手術嗎？

這時候，中間的一扇門打開，陳文茜走出來，神情愉快地張望。瞬間，所有的緊張都不見了。我站起身说：陳小姐嗎？我在這裏。

我很高興她幷沒有做整形手術。我更高興的是，她也沒有用似笑非笑的表情斜視著我——在許多訪談中，這是一個無所畏懼而智力超群的人的表現。隨後的三個小時內，我們真的做了交談。

陳文茜跟我分析了為什么台灣沒有再出現林懷民那樣的一代。對我的啟發有兩點：第一，香港媒體的入侵，也就是《蘋果日報》之類，為什么可以這樣，因為經濟回落，中產階級往下掉，貧富差距加大，人們樂于看見狗仔隊揭露富人、高官、明星的丑聞。陳文茜說，假如中國大陸辦一份這樣的報紙，會更受歡迎。這幾乎是一定的。這一點社會心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不過我想，如果不能完成對一代人獨立思考的培育，劣質文化總是會得勝的。

第二，商業對文化的收編，是今天的大陸需要警惕的。畫家在成名以后的作品很難超越成名前的創作，有天賦的年輕人進入媒體、廣告業，另一些有天分的年輕人學會了怎樣迅速地把文化變成商業。很少有人沉下心來研究、創作，則不能對社會前進形成深層的動力。

陳文茜覺得我們的文化官員不夠有眼光，有魄力，她又建議學院如何如何。我無言以對。這些問題太具體又太根本了，我們做的，是在體制外開創別的可能性，可是那更龐大的部分，怎么辦呢？

談話中，我常常走神，這和預期未免太不一樣了。也許是她習慣了對著電視觀眾，從ABC開始說起，在思考的密度上讓我有些失望，而且有些結論未免草率，而不嚴謹。媒體真的可以把人掏空了。

陳文茜也自省到這一點。她說，我今年50歲，回頭看，并沒有留下什么。雖然我每天都不停的做，但是很快就消逝了，而林懷民，他花一年時間編一個舞，就留下了。這就是媒體和創作的區別啊。創作對她仍有很大的吸引力，只是政治之路太順暢，越走越遠了。

但我還是很喜歡她的。雖然用很多細節分散注意力，但是她還是……挺胖的。坐在沙發一角，當她想要變換姿勢，就不得不挪動全身。不像之前經常看到的五顏六色，她不時地用手把黑色濃密的頭發從耳后撥出來，這個動作是有點性感。說到高興處，她會拍拍我這邊的沙發扶手，問我：是吧？

或許陳文茜也察覺到我的不耐，結束時她說，夏鑄九的描述會比較理論化，也許對你更有幫助。我不知是出于安慰還是沒話找話，說了一句，你還是很聰明的。說完之后，她回頭看了我一眼，神情有點怪，我也覺得自己很欠。

我要真心的重復一句，陳文茜還是很聰明的。

陳文茜上海一日：歡樂的上海讓我想起臺北的孤獨

  　我在上海，對著臺北的你說話。我正“翻譯”著你，被出生地牽絆、被命運網住的你。你像一只動彈不得的蜘蛛，慣性地依戀于脆弱的網上。雖然明知它一彈就破，但一只沒有生命力的昆蟲，飛不走，更飛不遠；每一次的展翅揚翼，後面都是斷羽。妳只敢停留，也只熟悉停留；雖然聰慧如你，且明知此去留不長，但你還是乖乖選擇讓“昔日”決定了你的一切。

    在上海的一天，必須同時經歷一個膨脹的我與分裂的我。每一個上海人都活在無窮的可能性中，那怕只過客一日的旅客都可輕易沾染這種膨脹性。全中國有500萬個畫家，一旦落腳上海，蘇州河旁的文化產區藝廊，使他有機會向外國收藏客高價賣出人生第一份畫作；外灘三號畫廊將一名沒沒無聞的窮小子捧成收銀子都來不及畫作完成的國際名家。

    一個德國作家這麼寫著，“在上海，我們每天都在接受驚奇。”

    沒有人在等待平凡，也沒有人相信平凡。上海的6月天，自是悶熱，但人們習慣性講的話，“做了再說”，就這麼推著上海日日改變風貌。

    一個臺北人來到上海，好象不得不意識自己的“死亡”；在臺北人們只能等待時間將青春腐蝕，直至某日終歸滅跡。我的臺北朋友們已這樣過日子很久了，每天參加不同的派對，講相同的廢話，做10年來一成不變的事。在一個幾近“死亡”的城市中，我們都像“長錯了一根骨頭”的孽種，沒得超脫。

    走在上海瑞金路上，兩排梧桐樹，葉片鬥大，葉兒相銜，圈成拱形的翠綠天然花架，遠望像一場喜宴婚禮，祝福行將穿過的旅人；每個路經之人都是被上天祈福的新郎新娘們。路旁老店還沒完全翻新，但有些臺北沒有的文化質感美術店，已然開張。櫥窗中一個形式簡單的Art Deco小凳，上鋪一張綠底白紋的美術紙，燈打其上，上海綠像跳起了芭蕾，不同角度，亮著不同層次的綠光。上海連顏色都有著變化，為什麼臺北人如此害怕改變呢？

    在上海，碰見許多喜愛我的電視觀眾，十個有九個勸我放棄臺北的一切。“你在電視上繞來繞去，說的都是同一個事實，臺灣正一步一步地衰退；但說完了，你能改變嗎？有權力的人願意改變嗎？”我和他們對話，好似一名“死者”正坐在我的對面，無精打採地看著我；而那個“死者”正是昔日的我，無法脫離臺北的，分裂的我。

    從大歷史角度看，上海正主宰著未來世界的一部分，這和臺北恰恰好相反。臺北正蔓延著一種宿命的疾病，每次“重大”事件的發作，都預言著衰落；上海好似臺北遺落的那一半；每個驚奇，都像一面鏡子，告知臺北昔日繁華已去，花紅不再；只問居住其間的我們，敢不敢逃離？

    寫上海的一天，很像托爾斯泰敘述《我生命中的一天》。剛開始托爾斯泰只在描述他某日的生活景觀，一個簡單生活記錄；但寫這一天卻足足寫了一個月，他發現永遠無法完成。因為他意外一天所遭遇的事物關涉整個人生；更糟糕的是，某些經驗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改變。往往我們本想記錄一天的表象，比如記錄上海的街景與時尚；可是潛在于人心靈深處的“真實性”卻溢出這些表象，成了那一天主要的經驗。

    在上海的一天，我想起“尹雪艷”。她從上海到臺北，只為了預言“一切皆空”。在一場不可逃避的悲劇中，“尹雪艷”站在一旁，叼著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的噴著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吒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廝殺。尹雪艷總也不老，今日她若再活著能從臺北回到上海，她將預言什麼？“花雖無百日紅”，但總再能求紅？

    或許吧！在臺北的我，太忙了，沒有時間意識孤獨。唯有歡樂的上海，讓我想起臺北的孤獨。

    原來我翻譯的不是你，是我自己。我的童年、我的現在、我的未來。這是一個離散的世紀，兩座彼此陌生的城市，把一個活生生的我離散了。

    搭乘返回臺北的飛機，浪跡上海一天後，轉返故鄉，臺北正以冰冷的懷抱等待著我。等待著每一個惦念她，又改變不了她的歸鄉遊子。

我問初安民，天文和天心是什麽樣的人？他詭异地笑了一下，你見到就知道了。又正色説，她們非常好，善良，低調，純粹，堅定，無論外界發生什麽事情，她們都都能保持自己。他看了看門口，她們一定非常準時，不會早也不會晚。她們會早到，在這附近晃來晃去，到時間再進來。

天心進來的時候，安民看了一下表，兩點正。天心還留著學生頭，齊頚的短髮，穿著黑色裙子。滿月之臉。我想起照片上年輕的天心，圓圓的臉上散發光華，一眼看去，一顆赤子之心。在她來之前，我在《印刻》上看到天心和唐諾（謝材俊）的照片，天心看上去老了，臉上有了痕迹，眼睛都好像小了（奇怪的感覺）。但是我不忍心，只對安民説，謝材俊謝頂了，看他年輕時多英俊。

我仍然一眼認出天心認真、不防備的表情。她看著我，像一個小學生，在提出每一個問題的時候都重重點頭“嗯！”然後開始回答。我提出了第一個問題，她回頭問安民，你要在這裏嗎？然後低聲對我説，他在這兒我覺得不自在，他會偸笑。我們把安民趕走，開始聊天。

問不到兩句，我忍不住説，你知道嗎？我也是雙魚座，跟你一樣誒。她笑，嗯，所以你也很敏感，又有點靦腆。

天心毫無戒備地說了一些話，而且沒有做任何要求。我不自覺的想要保護她，可是又不知道這種保護是否是她想要的。

天文在閉關，寫《巫言》的最後一章。她的生活除了寫作——打開那扇窗，把自己的那部分召喚出來，其他都不重要。除了寫作，她在家練習開關籠子，晚上她們要去抓流浪猫做節育手術。聊過之後，我更確定天文是大作家。

這些天連續采訪，有點倦了，可是天心就像朋友，我想盡可能的討好她，不要讓她覺得不舒服。我從這中間得到極大的滿足。然後呆坐在另一個咖啡館，敷衍了事的結束另一個采訪。

好吧再講講我爲什麽喜歡臺北。一兩年前，我問冰妮，我的樣子是不是太不世故了，會讓人覺得不成熟。她想暸半天，嗯，可能你說話的時候還是太誠懇了。我想破頭也不覺得這是缺點，可是我瞭解我們的社會。插科打諢，以油滑爲成熟，用無聊的玩笑來掩飾內心的虛弱和恐懼，恐懼什麽？別人的目光。而在臺北，我不會有絲毫的不自在，以至于需要沉默來保持距離。這裏有的是跟我一樣、然而比我更强有力的人。當然，我這些天見到的也許是臺北最熱情、最聰明的人，可是又怎樣？我又不是沒見過咱們那邊的名人。

和林懷民走出餐廳的時候，他回頭環顧：看看臺北人的臉。我已經被他的感性極大的感染了，忍不住學他環顧。此刻不敢回憶。

好喜歡天心啊！

暫時就這一句。

半夜王蘋她們載我們上陽明山。剛剛回來。爱上臺北。臺北人。想在這裏久居，可是我終究得回去承擔自己的責任。 

中午我實在忍不住了，問蓓蓓，你們到底是怎麽教育的，爲什麽大家都這麽熱情，細心？她對我的問題有些困惑。我解釋説，你看，我從西北來，我很喜歡西北人的個性，直爽，實在，可是說真的，普遍沒文化，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是這樣的。我見過有文化的，可是冷漠，自我。爲什麽臺北人會這樣，在這樣高的素質之上，又那麽真誠的熱心？

我跟初安民用另外一個詞來表達，“天真”，我覺得臺灣的年輕朋友很天真。他説天真很好啊，人就是應該保持赤子之心，天真而有智慧。

在路口，有一個坐輪椅的中年人向我們推銷口香糖、紙巾。蓓蓓拿出錢包，説要一條口香糖。可是中年人勸蓓蓓買下一大包，蓓蓓堅持不要，她從包裏拿出一條口香糖，以示自己已經是在支持他了。可是中年人仍舉著大包不放弃，蓓蓓搖搖頭，你這樣做不好，你這樣做是不對的。她告訴我，臺北失業很嚴重，所以很多殘障人士來賣小東西，可是這個人強賣一大包，而且價格比別人貴一倍，“這是不公平的。”我驚訝在于，她很認真的在跟那人説，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某些價值觀，是真的在身體力行，是真的當囬事。

蓓蓓的解釋是經濟富足了，人沒有更多的欲望，所以更溫和，也願意幫助別人。可是當然，這和歷史的偶然性，和人們在其中的努力是怎麽也分不開的。

我這幾天頻繁看到、聽到一句話，我們沒有資格悲觀。身在當下，必須趕快去做些什麽。這是臺灣在行動的知識分子給我的强烈印象。（當然，很多人强調説，我對臺北人的印象很好，是因爲接觸的多是知識分子）

昨天去了中央大學，從臺北坐火車一個小時到中礰，再轉公共汽車到終點站。在圖書館旁邊的文學院，七拐八拐，到性別研究室。我要訪問的是何春蕤，我把她比作大陸的李銀河，這樣比喻的同時，我想性/性別研究在兩岸的被污名化是一樣的。有一點不同的是，何春蕤更像行動知識分子。她胖胖的，頭髮很短，戴眼鏡，講話非常快，據說她是臺灣名嘴，經常被請去電視臺評論。因爲能言善辯，話題又够“聳動”。

性別研究室有兩個大概十多平米的房間組成，兩邊放滿了各種和性有關的書籍，DVD。何春蕤1988年從美國回到臺灣，當時臺灣剛剛解嚴，她想要觀察這個社會的轉型期。權利不是一下子降臨的，是在人們的鬥爭下一點一點打開空間。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臺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有許多運動幷進，可是不斷的有某一個運動占據高潮。最開始是政治民主化運動，然後是工人運動，然後是婦女運動，然後是同志運動，然後是性工作者運動。一潮接一潮。

我看到一張照片，是性工作者運動，對面是持盾牌的警察，這邊是戴著帽子的性工作者，第一排是婦女運動的組織者們，何春蕤指著背影説，這是我，這是王蘋……我們是在第一綫的，因爲警察不太敢打我們。

何春蕤以一句口號大出其名。那是一次女大學生被教授騷擾的事件爆發，婦女團體開會决定做一次游行，她們花暸兩個月時間到各大學動員，最後游行時，有好幾萬人。喊口號喊累了，中間休息，何春蕤在想，爲什麽大家的口號都是吁請式的，“要保護婦女權益”，爲什麽是這麽被動的受害心態？爲什麽不能是更强有力的主體？于是她喊了新的口號：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要性騷擾，我就拿剪刀。會場上大家都喊得很爽，第二天一見報，何春蕤出名了，以人們對李銀河的態度，可以知道大家怎樣對待她的“名”。

這個口號除了姿態上的改變，也是鬥爭策略，這些，全部都是臺北知識分子在街頭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智慧。他們强悍，幽默，有最博大的胸襟和最柔韌的現實智慧。

晚上我和夏鑄九約在臺北市政府旁邊。他在開一個會議，討論古建築的保存問題。他説要不然才不來呢，這件事重要啊。主持會議的是文化局長李永萍，陳文茜的好朋友，另一個女立委。臺北市第一任文化局長是龍應台，她以個人的名聲，以及對名聲的善用，建立了臺北文化政策的基本架構，使得文化局成爲臺北市政府的强勢單位。李永萍也非常淩厲，在夏鑄九的描述中，她們都是非常聰明的女人，有原則，懂策略。

這些，都是這二十年社會運動和鬥爭的結果。夏鑄九認爲臺北是市民社會浮現的城市，所謂市民社會，就是市民要有權利，要有責任感，要明白自己是社會的主體。而社會与政府是對等的。這真是華人世界的奇迹。

夏鑄九頭髮灰白，自來卷，蓬鬆，穿一件對襟上衣，人當然是，和何春蕤一樣，絕頂聰明。我們在路邊的飯館喝紅酒，暢談到很晚。他把車停在路邊，所以他要坐在看得見車的地方，假如警察要來拖車，他要馬上開車就跑。

夏鑄九和何春蕤一樣，是1970、80年代在國外讀書，那時候是西方閙學潮，向左轉的時期。夏鑄九親身參與了國外的學生運動，在80年代，西方馬克思進入學院，這成為他的理論批判武器。對于他的專業來說，那時候也是簡·雅各佈斯的批判深入到建築、城市行業的時期。整個反叛的時期，造就了這樣一個人。

初安民似乎要更左一些。他是《印刻》的總編輯，我得說，《印刻》的樣子更像我理想中的雜誌，比《生活》乾淨、純粹得多。初安民原籍山東，生在韓國，但是因爲家庭教育的關係，一直心懷“祖國”。可是那時候“祖國”是回不去的，只好回到臺灣。1970年代，他又趕上了臺灣文化勃興的時期。60、70、80年代，對于文學來說是黃金時期。其後就邊緣化了。

初安民對大陸瞭解很多，談起來的時候，有一股熱忱。政治，經濟，兩岸關係。他是真正儒家文化造就的人。我們聊起臺灣興盛的靈修，成長課程，簡化的宗教，他説，敬鬼神而遠之吧。我也幷不否認你的存在，因爲我不知道，可是要我放弃理性，完全交給你，我接受不了，在困難的時候，我更可能想到我的父親，這會給我力量。“我覺得遇到任何事情，我經過思考，閱讀，回歸到我自身，這纔是最重要的。”

前幾年回山東，初安民在機場挖了一捧泥土，一半埋入父親的墳墓，另一半供在家裏。“對土地我是認同的，可是對政權我真的不認同。”

關掉錄音筆之後，初安民談得更開了。國族認同現在變成臺灣最大的事，整個中國傳統的空間在慢慢被削弱，而漢人面對原住民會有原罪意識，這是知識分子加在自己身上的負擔。

聊得越多，我越感慨。昨天晚上在政大書店，聽到一個其貌不揚的男孩在講自己也想開書店。他大概是想泡旁邊的女生，一直在講各種書，各種學問。這真是動人的情景。臺北人真的應該爲臺北而驕傲，或者説，臺北人應該爲自己而驕傲。

後天約暸天心。

（一）

周五中午在咖啡館剛剛端起一杯拿鐵，習慣性的茫然，就接到閑的短信，入臺證辦好了請囬電。我喝完奶沫就趕快跑囬辦公室，開始這個手忙脚亂的下午。

我當然是興奮的。但這種興奮已經不是最初的想要衝過去瞭解一塊地方的熱望，而是終于能够完成某件事的復仇成功一般的快意。我明天去臺灣！我跟所有人説。經過了這麽久，終于能够成行，我一直沒有走開。然後開始訂酒店，訂機票，聯繫采訪。可是這一切好像都沒有目的，是剛性的行動。長久的等待和準備讓我在一路上都對外界失去了敏感。

整整一天時間，都在換乘。我們要從北京，上海，成都三地出發，在香港機場會合，坐同一班飛機去臺北。其中又有兩人只能從深圳過關到機場，我們只能到臺北機場才能拿到入臺證，可是沒有入臺證航空公司又不譲我們登機，第22條軍規哈。在香港機場，我從中午呆到深夜，靠政治禁書度日。

永遠都在羡慕別人的許知遠對我説，你明天就可以呼吸到臺灣的空氣了，真好。

今天淩晨一點，站在臺北火車站口等著朋友來接我們，我呼吸了一下臺北的空氣，和所有大城市一樣有汽車尾氣的味道，幷且有點冷冽，距離我們對熱帶的想像。

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覺得有什麽特別。臺北街頭有點像南京，小巷子，路邊有很高很大的樹。路口又像香港。

（二）

當然只有人是最重要的。上午我們在紅樓看見親愛的王蘋，一下子上去一個結實的擁抱，她説：你們終于來了～ 臺灣人說話好像都不用真聲的，用假聲。王蘋爲了譲我們這次能順利來臺北，跑了很多次移民署，昨天希望我們能改簽到較早的航班，又跑了兩次機場：“我看到有空位，可是又不知道怎麽才能幫到妳們，好著急啊～”

怎麽會有這麽熱情而且細心的人？去機場接我們的小頼，給我們每人準備了一張臺北地圖，和一張100塊的電話卡，“可以馬上打電話給家裏報平安。”

其實我有點怕王蘋，她總是笑的，用假聲，説快快快不要等著快去參加活動，快快快你們想一下自己的行程等下我們討論。可是我的行程還亂七八糟，酒店還亂七八糟，手機又快沒有電了，她説快快快，我就想趕快跑掉。可是我又很喜歡她。她用假聲説的話很舒服，是昆曲式發音，而且她說話的時候，就像老母鶏在赶小鶏。重點是，她真的爲你考慮很多，做了很多。

因爲颱風，兩週前的同玩節推遲到這個周末，也就成了我們來臺灣的最後理由。這次活動是辦給臺北市民的，前三排坐著好多大爺大媽在看限製級影片，真的好驚訝。放映后的交流會上，一位大叔在分享他使用性用品的經驗。太驚訝了。

晚上去看了女性影展的閉幕片，新加坡影片《美滿人生》，放映會后的交流很活躍，提問題也很有水準。

臺灣人講話都很客氣，太客氣了。有時候好想粗魯地開玩笑。終于在晚上遇到一個一點都不客氣的人。

“夏老師嗎？”
“是是是。”
“您回到臺灣啦？”
“囬來暸囬來暸囬來暸。”他任何簡單回答都説三遍，非常急的語速。
“您什麽時候有時間接受采訪呢？”
“這樣好暸，周二我要到臺北市政府開會，開完會你打電話給我。臺北市政府你知道嗎？”
“不知道，但我可以打聽。”
“臺北市政府你不知道？我告訴你，你明天就到离那裏不遠的地方，這樣比較節省時間。要不然如果你在西邊，過來又要花很久，太浪費時間。”

這時候我真想念王蘋。

见过折腾的，没见过这么折腾的。前天半夜，接到闲的电话，说入台证办下来了。那天是星期五，下班之前还没有消息，我已经死了去台湾的心，马上就是周末，就是我们想要参加的活动，显然赶不及了。收到新的消息，除了高兴，我很想知道一件事，难道台湾教育局、移民署，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吗？闲说，我们有可能明天出发，你可以吗？会不会太匆忙？小月在一边说，你不是可以拔腿就走吗？

一直到昨天下午，我都处于拔腿状态。收拾行李、问机票，准备杂志，换美元……稍等，还不能订酒店，也不能给采访对象们打电话，事情还是有悬念。签证只是“听说”办好了，还没有拿到手。那等一会儿再打电话。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所有人，我们必须把选题定下来，因为我要去台湾……这期谁去广州跟版，因为我要去台湾……l老板要是找我，你就说我去台湾了……今晚不能去你家喝酒，因为可能要去台湾……Lupy，我们又可以去了，你知道吗？……Lupy是一个台湾朋友，那天她的msn签名换来换去，随时昭告天下我们的动向。我得说，台湾朋友对于我们要去这件事，都表现得很激动，让我也很激动。

所以可想而知当“去不了”的消息再次来临的时候，我有多沮丧和内疚。

1996年，我刚刚到北京读书的时候，体检未能通过。复查之后，我在市区的地下招待所里和爸妈一起等待消息，他们是来接我回去的，我倔强地不肯放弃，心里也知道自己绝无决定的权力，只能等待。谢天谢地，今后的任何等待都不会让我如此伤感。相同的是，我仍然抱有希望。仍然热切地盼望去了解某个地方，盼望能够成行，见到台湾的朋友们。

据说第一次被拒绝的原因，是在台湾滞留的时间包含了双十节。可是，负责申请的男孩说，之所以这么申请，就是想看看人家怎么过国庆节的。第二次被拒绝，是因为有几个人的照片是蓝色背景，而表格的要求是白色背景。

OK，再接再厉。

台湾的朋友们已经结束了游行，应该是在彻夜的狂欢了。我得遵守小月的养生之道，早点睡觉了。

PS，明天要写一篇关于富恩特斯的文章。

推荐一个blog：《挖掘富士康真相为己任》http://blog.sina.com.cn/carrietzang，作者是一名台湾同行，也就是前两年传说被郭台铭起诉的那个记者。我很喜欢看，她有一种本事，就是把事情说清楚，她能考虑到读者的无知，尽可能简单清晰的表达。这对一个财经记者来说尤为重要。当然，说清楚的前提是自己想清楚。用一堆词把人绕进去，没什么意思。

向台湾同行致敬。在文化产业，他们真令人钦佩。

收到消息，去台湾的申请被拒了，现在在申覆，我们只能等待，并且为这一线希望做好出发的准备。我对这个小岛现在充满好奇，我可以拔腿就走。

我的异性知己肖海生总结得很对，我受不得委屈听不得废话。所以，谢天谢地今天上班了。

我不喜欢歉疚，它和后悔一样，是一种暴露无能和虚伪的情感。但是在深夜路过客厅的时候，什么东西从深处往上涌，我很想擂胸口，让自己更坚硬。爸妈躺在地铺上，肩膀露在被子外面。如果我走过去，他们就在我脚边。他们睡着了，而我清醒着，还停留在白天对他们的厌弃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回家，让我在厌弃和自责中度过一个个可怕的夜晚。

（一）

昨天下午《周末画报》的同事跑来问，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了俩老外？高远问，你怎么知道？答，我在楼下看见他们，其中一个挂着一个破莱卡，一看就是大师级， 我想，肯定去《生活》了。

这个胸前挂着破莱卡的叫爱德华·基廷， 曾经拍过《66号公路》，不算大师，但确实有名。基廷小个子，留着一圈胡子，一开口，口音很重，嘴里像含了一团草，说了半天，我一句没听懂。这时旁边的查理说话了。神人来了。

查理高个子，穿着格子衬衫、星条旗的球鞋。他头发揉得很乱，像电影里的落魄作家，也像从昆汀·塔伦提诺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生动、滑稽，每句话里都带“fucking”。他曾经做过面包师、老师，在《纽约时报》做过12年记者，得过普利策新闻奖。这次来中国，是跟踪采访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给《名利场》写一篇人物特写。

我用我的二把刀英语，请他以这篇为例，讲一下采写文章的全过程。

他正经起来，坐直了：“首先，我找到大师，告诉他我要写篇关于你的报道。他问你要写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抱着胳膊身子往后一仰：“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这时候你完全可以像个白痴。他答应以后，我去找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做研究，书，杂志，网站。下一步，我找一些认识他的人，去打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再去见他。”

“你怎么采访？”大个子忽地站起来看着我：“这样是你，”再跑到我的后面：“这样也是你。”他转遍了我的四周，我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足够的观察。“你知道吗？大师快要死了。有一瞬间，他突然昏了过去，大家都吓坏了，他老婆伸手摸他的脸，他突然睁开眼说，别碰我！”查理把自己的手放在脸上，睁开眼重复了一遍：“他说，别碰我。多冷酷啊。他是很伟大，可是他多冷酷啊。”

“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足够了？”

“嗯，这个问题好。其实永远不会觉得够，永远都觉得缺东西，你知道，我要的不是profile，是story，profile是fact，fact，fact，而story是有开始，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的。”他摸着下巴想了一想，“也许可以这样回答：每次在采访别人的时候，我都在寻找自己，当我找到了，就足够了。”说到后面这些，他一字一顿，看着我们的眼睛。看我们没反应，他举例说，“有一个女人，她妈妈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你知道这对她来说有多难接受吗？后来她继母死了，我去采访她，她怎么也不愿意说。我想起我妈妈曾经改嫁过三次，这对我来说也很艰难，我就从来不和继父说话。于是我问她，你给你继母买过礼物吗？”查利抬起头，模仿一个若有所思的女人：“‘没有。’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给我继父买过礼物。我又问她，那，你爱她吗？”缓慢的回答：“‘是啊，我爱她。’这就是了。其实我也爱我的继父。我在寻找对方和我之间的联系，当故事能打动我，也就能打动读者。”

里根去世的时候，查利和很多记者一样去参加葬礼。“多没意思啊，那种场合。我就一直等一直等，所有客人都走了，记者走了，家人也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躺在棺材里。我想，多可怜的人啊，没有人真正在乎他。可是，还是有人留下了，那是一个墨西哥人。他留下是因为里根在1986年签署一项法令，让1982年前来美国的非法移民合法化。那个墨西哥人就是其中之一。我想，这足够了。写完故事往老板面前一扔，看，这个故事怎么样？你看其他媒体写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我也没什么，我就是等着。”

晚上我们在酒吧喝酒，基廷没有来。查利学基廷神经质、不知所云的说话：“我说过他很多次，你来的是中国，你要认真观察别人，看对方是不是听懂了你说话，是不是需要再解释。可是他不管。”我开玩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你是作家。”查利的确很擅长观察，他常紧紧盯着你，像要钻到你脑子里去。为了回应他，我也狠狠盯着他，结果第二天眼珠痛得要命。

查利来自底特律，汽车之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底特律像很多工业城市一样衰落了。查利的弟弟原本是汽车工人，现在也失业了。查利跟弟弟说，嘿，兄弟，我要去中国了。弟弟说，哦，是吗？如果你碰到了我的工作，向它问个好！（If you find my job, please say hello to it!）

底特律衰落之后，生命也变得脆弱。查利曾经拍过一个片子，讲在底特律收尸的人，每具尸体几块钱，每年能赚好多好多钱。“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说，白人自杀，黑人互杀，中国人好像永远不会死！”我们大笑。查利说：“什么是故事？这就是故事！”

（二）

昨天下午干了一件从来没干过的事情，在sohu主持访谈，做视频直播。说完“开始”，就自动进入拿捏造作的状态，后来意识到自己的表现酷似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顿时有点不自在，开始摆弄小动作。尽管如此，访谈结束后无比兴奋，在紧张状态下迸发出的能量，挺好玩的。

访谈嘉宾是老摄影家李振盛，因为在“文革”中拍摄了大约10万张图片，被称为“红色新闻兵”。最牛的是，他不仅拍摄，而且完整地保存了照片，大多数摄影师把底片上交了，但是他把底片都藏在地板下面，直到可以公开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不是有清晰的意识，要记录什么，我就是工作习惯好。

老头到了什么程度，前几年癌症手术，他指挥麻醉师把手术的全过程拍了下来。手术前，他专门培训了麻醉师，手术中指挥麻醉师，这边，这个角度来一张。

我们还聊起1989年。那么多生动的细节，但我们还绊倒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做过了文革的影展，老头希望有一天能做89年的展览。

老头问，你们公司有党支部吗？我们大笑。Q说，我们这里不提供信仰方面的服务。老头叹，你们赶上好时候了。

（三）

继续台湾行前的准备工作。晚上和《远见》杂志的两个朋友吃饭。

这些日子对台湾的研究让我感触很多。最开始想去台湾，是听到林怀民说，1970年代，他们有感于台湾西化严重，所以发起了回归传统，回归本土的运动。像一下子通了电一样，我一直觉得，中国文化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怎么向传统寻求资源，同时又能保持开放，转化成为新的可能，表达”现代“社会，并能参与建构，而不至于符号化、表面化——本土运动应该足够坚实、柔韧，因为它也是寻找国家/民族身份，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前辈的努力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我是后来才不太甘心的承认有所谓”历史阶段“，问题当然远比这复杂。很多台湾朋友会把今天的大陆比作台湾的八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不安份的年轻人开始在找事做。林怀民说，今天大陆年轻人的行动和渴望，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所有经济体，地区当中，大陆和台湾使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背景，很多事情可以太直接的借鉴。

这些天认识的台湾朋友（基本都是女孩），都很友善，礼貌。毋庸置疑这是教育的作用。相形之下，我们经过了文革，又迅速的市场化，文化的重建要艰难得多。我常常想，中国大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世故的人了， 从小就生活在人际关系当中，又利益至上。台湾年轻人则简单、温和得多。当谢丁发现他们在一起不聊房子、车子的时候，非常惊讶。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一样？静宜觉得，价值观的教育最重要，而谢丁固执地认为，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最重要。

在湘菜馆，我们一边挥手赶走苍蝇，一边投入地发言。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教育。假如一个社会有良好的体系，就可以保证大部分人在一定的水准之上，而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只能靠概率，13亿人，总有一些不甘心这么活着，就看个人造化了。这就是区别。说起来，我们这些人也真是不容易。可是想想，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有一点我们都同意，假如两岸放开交流，其实都没有政治的问题。 静宜她们惊讶于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尤其是流行文化，这是现在最重要的文化力量，也是我拒绝看见的，所以我选择回到台湾1970－1990年代。回去的路上，小月说，想不到我对台湾这么了解，——我是指流行文化。我说，我对台湾也已经很了解了，不过是在另一个部分，我们拼起來，就是一个完整的台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