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如飞蓬

昆曲在我心裏，真是最性感的藝術。它像愛情一樣佔領了我。一字一字熨貼到每一個角落，我覺得我像那些遺老遺少，情願亡國。

開演前，終于還是去了樓下那家紫紗白椅的古怪餐廳吃飯。非常好吃。我們在感嘆，要有怎樣的耐心和理解力才能成爲一個美食和人物的鑒賞者。我是個半吊子的食物品嘗者，卻對于人物有無窮的好奇心，觀察和瞭解他們，也是我不多的樂趣之一了。

看昆曲通常就像一次中文系聚會。這次有一個八五級（届？）的師姐買了好多票請北大師生來看《長生殿》，還有車接送。想起北島寫到在香港常常有富豪請客吃飯，他們一擲千金，北島提到《今天》的困境，希望他們對文學慷慨解囊，那些人就假裝聽不到。他才明白，“宴請其實是對金錢這古老儀式的祭奉儀式，甚至与主客無關。”我要有了錢，我也請大家看戲，辦雜誌。

每年、每個重要的日子，都苦於不知道許什麼心願，朋友嘲笑我說，每年春天你都許願説今年要開始寫小說了。昨天，對著一個技術狂和兩個消費狂，我萌生了兩個嶄新的願望：

一、把我的吱嘎作響的電腦再用上一年。

二、把我的漆都快要掉光的手機再用上兩年。

同時我決定買個移動硬盘把電腦裏的文檔做好備份。 

今天很熱，我把窗戶全部打開。Xiaohs走到陽臺看到晾曬的衣服，天哪，你那件T恤好小。我説對阿，那是在印度買的，那時候比現在更瘦，衣服居然只能買小號的。

樓下的路拆了又鋪，每天晚上工程車開進小區開始作業，丁丁咣咣敲掉些什麽，鋪上什麽，再轟隆轟隆碾過。 想起以前那些難眠的夜晚，外面的聲音格外驚心動魄。

答應過自己不管發生什麽事情都要好好生活，堅定，寬容，哪怕只能沉默，我找得到地方盛放所有的心情。

或許五月會回家，譲我在屋頂呆上一個黃昏。

 

笑意问过我，是不是对王小波和王朔都不喜欢。我觉得很难回答，要判断他俩都有点复杂。这么说吧，他俩都有过人之处，但是不属于我喜欢的那种，他们太机灵了，也太喜欢抖机灵了。我可能还是喜欢笨一点的。

不过，今天看到王朔说股民的这段，笑死我了。太恶毒了，也太好笑了。谢丁，gossipper不是应该转这样的文章吗？http://guba.money.163.com/bbs/sh000001/70358012.html

下文是我在路透中文网的专栏文章，有点长，对不住大家。这个专栏我很少贴在blog上，说实在的，很多都不满意。我可以把文章写得很完整，在一个水准之上，可是为什么不满意？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当时想开这个专栏的目的：作为一个寂寞的杂志从业者，我渴望对现实发言。

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某天早上起来被MSN的漫天红心吓了一跳。人们用这个方法来表达自己有多爱国，一个朋友说，在这个时候，真应该改名叫CHINA。 

有人跑去抵制家乐福，有人抵制不愿意参加抵制的人，还有人呼吁抵制西方媒体。如果说抵制家乐福至少可行——沃尔玛和京客隆肯定在偷着乐，抵制西方媒体真不知要从何做起。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媒体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它的精神和理念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国内媒体的现状——媒体本身就来自欧美。无可否认西方媒体自身携带的偏见，我们所要做的是参与讨论，我们已经在拥有这样的资本，我们应更为开放和自信，抵制从何谈起？或者说，我们要关起门来回到只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可看的日子吗？ 

事发至此，人们被受害者的心态占领，只顾宣泄愤怒，仿佛忘记了最开始的起因是什么，反正那个起因也有点麻烦，忘记了正好。可以肯定的是，风潮必将过去，表面的热情容易消逝，但是当温度降低，我们仍需拨开迷雾回到被遗忘和掩盖的基本事实，否则，它将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 

今年3月在拉萨事件发生后，我和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困惑：作为经历了漫长历史教育的中国人，我们一定不同意西方媒体的立场，那么，这样的抗议事件到底从何而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们到底该怎么认识西藏问题？ 

我想起一位曾经的同事，她来自青海藏区，受过汉族高等教育，汉语文章写得很好。她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迷惘：假如留在藏区，她就是一个走不出草原的牧民，但是在北京，她常常担忧少数民族文化的弱势地位，她也表达过藏族人（包括她自己）对达赖喇嘛的钦慕。她渴望我们了解这种种复杂的情感，而我们却常常漠视。 

现在回想起这些，我带着疑问去寻找历史，我想知道：我们曾经想当然的一些所谓“常识”是否正确？当然，答案不能从历史教科书里面寻找，也不能从CCTV寻找，同样不能从“西方媒体”寻找，刻板单一的立场都令人怀疑。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我看到了中国作家王力雄的著作《天葬：西藏的命运》。

1984年，王力雄独自在青海藏区的黄河源头乘汽车内胎扎捆而成的筏子漂流1200余公里，横贯黄河上游的藏族地区，从此开始对西藏的关注。1995年－1998年，他十次深入西藏和各省藏区，写成《天葬：西藏的命运》。

这本书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作者讲了一个故事作为开头。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刘登立在美国长大。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后来在美国定居。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刘登立与父亲有很多不同看法。父亲告诉他，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刘登立反问其父，那时候尼泊尔也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为什么西藏不是尼泊尔的？把他老爸问得干瞪眼。

作者说，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文成公主的出嫁即意味着文明到达西藏，意味着唐朝疆域的扩大。而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而知，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

作者指出，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成了一种民族自大的倾向，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

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朝代是元朝。蒙古疆域之辽阔，西藏也在其中，可是问题在于，成吉思汗的后代到底是今日之外蒙古，还是中国？

清朝中前期国力强大，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各方势力都需要寻求靠山，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双方都争着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

与此同时，西藏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1720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在阅读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著作《万古江河》时，上述观点得到印证：唐代文成公主和亲放在“国际关系”一节，在清代则西藏已进入疆域。说明这起码这是汉族学界的共识。

然而西藏地理环境恶劣，既无法和汉族文化融合，更无法全面管理。清朝的驻藏大臣从成都到拉萨，一般都要走三月以上，更不论其他人了。所以论者认为，即使在清代，西藏仍然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达兰萨拉政府则认为，清政府根本就不具备对西藏的控制能力。

争议的另一个源头在于，今天的“主权国家”——有政府、有军队、确认领土疆界的国家是来自西方的概念，而古代中国是“天下国家”——以中国为中心向外扩散，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最重要的并非领土、资源、边界等“物”，而是“礼”。只要那些“夷”、“狄”、“蛮”、“番”对中国文化表示臣服和尊崇，只要他们来磕头送礼，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足，其他都属细节，不需要过份操心。

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从来不以法律界定自己的领土，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表示巨服，就一概被认为属于中国。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

可是到19、20世纪之交，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性国际秩序建立，主权变得至关重要，过往模糊的边界就成为重大的争议。

应该说，类似争议是考验当政者政治智慧的关头，也是考验我们理解复杂事物的时刻。固然在资源紧缺、竞争激烈的今天，我们很难在主权问题上做一退让，但是返回复杂的历史情境，起码让我们能够持同情的态度，进而寻求有创造力的解决方式，而不是用抵制家乐福发泄一时怒火，更不是在msn上面标注红心——说真的，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给谁看的。

我还记得一位政治学学者追慕当日中国的朝贡体系，认为与西方国家的武力侵略相比，中国以文化作为征服的力量，是大汉民族强大而自信的表现，同时又奠定一方和平，未来何尝不能是另外一种全球秩序？

许倬云也提到，中国自古只有天下认同，没有民族认同。只是在挨打之后，才开始有民族认同，从此 “我是一个中国人”就变得重要了。然而，这是否唯一重要的事？是否重要到所有人必须整齐划一？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多元化的认同？有人觉得民族自尊心重要，有人觉得人权重要，这有什么不好呢？很多人亮出了红心，但到底有多少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说得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起一个月前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一段谈话。台湾在近十多年来，经历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认同”一度变成压倒一切的事情，似乎必须回答：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对此，张大春说：“身份认同像一个同心圆，一层一层向外扩散，最中间是你自己，再外面可以选择，很多人自己之外，一下子就到了国家/民族认同，可是对我来说，自己之外那层是我的家人，再外面一层是中国诗——那是我的认同，我活在里面。”

今天刮起很大的风，坐在屋子里听见外面玻璃破碎的声音。昨天晚上熬夜写稿，今天心脏再次不适。非常的不想说话。

最近好像进入了一个内省的阶段。我花很多时间看书，思考，写作，因为无法交谈而痛苦，但能够体会到这种紧张在酝酿着快速的成长。

我有一个同事叫周雅婷，双子座，青岛女孩，聪明活泼，能像小S一样没心没肺地自我调侃，她男友samsong，身形高大厚重，却是一个男版的小S。看见他俩任意一个就觉得很开心，同时看见两个，就实在是太开心了。

雅婷前两天回了一趟青岛，samsong上豆瓣小组发了一个贴子：我女朋友回青岛了，大家能帮我发一条短信吗？告诉她我想她想得头都大了。于是雅婷那天接到十几条这样的短信，雅婷以为是samsong使用了什么技术手段在发垃圾短信，回答越来越激烈：你去死！去死！！！！samsong则不停看到网友的讯息：我已经发了……她的回答好怪啊……

我和xiaohs在samsong带着青岛口音的讲述中大笑不已。samsong说，你们不觉得这样很浪漫吗？全国各地的人都发短信说你男朋友很想你。这种技术怪人的浪漫，让我想起上一次samsong带我去中关村市场，看着一大屋子的电子元件说，太令人兴奋了，跟一个一个美女脱光了站在面前的感觉差不多。

samsong说这个小组就叫“你想让很多人发短信给你吗？”唉，我真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在北京生活的朋友会了解以下的意思。

我今天从东直门到中关村，再从中关村到通州（过了大运河还要往东！），再沿长安街折回到北京西站附近，再回到东直门。算了一算，今天在路上度过了六个小时。天哪，这就是北京！ 

昨天晚上正在彷徨着要不要写稿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我妈。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大头啊，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嗯，你说。
——你的个人问题，到底是怎么样了？你说真的，有没有什么看中的人？
——…………
——我们是你父母啊，你有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说，没关系的。
——…………
——我们也都是关心你……
——好啦好啦，我告诉你们吧，有一个，人在台湾。
——哦……那你们现在相处得怎么样？
——就还行吧。
——他是做什么的？
——跟我差不多。媒体吧。
——家里怎么样？家庭条件？
——家庭条件？什么家庭条件？就普通人家，有什么家庭条件？
——那……他有兄弟姐妹吗？
——哦……有一个哥哥。
——他在台湾工作？（奇怪，现在才想到这个问题）
——对啊。
——那他会经常来北京吗？
——怎么可能？？总共也没见过几次。
——那……你们今年能结婚吗？

我几乎要跳起来，天哪，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晓丹姐，如果你还在看我的博客，快安排个时间来北京吧～我需要你的建议。。。。

如果说这一次旅行有什么意义，是让我明白了问题不在于环境，城市，或者乡村，中国南方安静得仿佛置身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山水，都不能解决我的困扰。我坐船沿着江水直下，前面是青翠的山，春水清而薄，舟有时会蹭到河底的石头。问题都在我内心。

始终无法安静下来的是我自己。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折腾和思考，昨天晚上有一次长谈。想有个更好的方法来表达，感情已经很大的影响了工作和生活，而这样是不好的，之类的意思。更好的，更不是这样截然两分的说法。好的感情，应该有治疗、安定、催化的作用，就像你之前说过的，我们要成为彼此的翅膀。始终最重要的，是过好自己，并且互相信任，支持。

有点沮丧的知道，这种混乱和不安亦轻易被同事察觉，一定影响了工作的氛围。这真的是一件糟糕的事。假如我们不能互相鼓励，共同成长，必将会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迷失。

这几天在看《激荡三十年》，这是晚到了的阅读。两年前，似乎就是这个季节在杭州见到吴晓波，那种江南才子的伶俐迅捷，让我开了眼界。我知道了聪明运用到文化创作而不是商业上是什么样的。

据说吴晓波刚刚到新华社时，不愿写官方新闻稿，雇了一个人替他写稿，自己满中国乱跑做自己的采访。有意思的是，他雇来的这个人发稿量也常常名列前茅。吴晓波不停歇地为自己采访和写作，终于有了这两本《激荡三十年》。据说直到现在，吴晓波还坚持每天写作三千字。

我们每个人都要勤奋积累，为未来的某本大书。

中国作家不会再出于体制的豢养，这是毫无疑问的。作协、文联都是死去的机构，现有的大部分作家仿佛失去了对世界的理解力。未来中国作家会出自两个领地，媒体和网络。当然网络也许会被归入媒体。那么，我把媒体换为记者，而网络则特指在网络上写作、发表、并且传播的作品。做出这个判断是记者这个群体对于当代社会有最直接的观察和体验，而媒体也许正在面临这样一个转向：人们不满足于粗糙的报道，开始琢磨写作，西方的非虚构写作已经积累了成套的经验，我们缺少的是把自己与非虚构写作、以及“非虚构作家”这个身份联系起来、以期更长远的人生规划的自觉，以及扎实勤奋的努力。另一个鼓舞人的例子是，海明威、马尔克斯都出身于记者，只是虚构写作需要更大的才力。

而网络则有可能催生新的创作形式。这是我每次在天涯社区看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然而分段精心、回帖又在增加着叙事的魅力的帖子时想到的，像印刷术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一样，网络的力量传导到文化创造上，到底会产生出什么新的东西。假如这种新东西和一种永恒的力量——对于人性的关注的时候，伟大的文学就会出现了。

出版社、文学期刊、文学评论这些传统力量在文学生产中的作用还有待观察。

前几天在看林语堂，感叹“五四”那代人仍然是有魅力，有一种浩荡的自信，真正胸怀世界，又立足中国，而林语堂又是其中尤其健康的。相比较起来，当代人总是没有底气。许知远说，等我们的孙子的孙子那辈，可能会再出现这样的人物，出现新的东西（他似乎假定了自己会有孩子）。邹波有点失望，靠，要那么久，那种东西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人？谁能够看到一两百年之后的事情，能预见就好了。我说，如果有人能预见，就会提前那个时代的来临。许知远说是啊，所以个人还是重要啊。

这就是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似逃脱不了时代的共同命运，但个把天才会凭借其偶然性改变时代，而普通的个人，在自我拯救的同时，也在微妙的使方向发生几亿分之一的位移。

如果说有什么特质是我看重的话，就是再生的能力。每一次苦痛都是再生的源泉。每一个黑夜过去，早晨醒来时的力量都比前一天更强几分。

一直到晚上八点，才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心脏是唯一的活物，活得过分到像要跳出来。身体在这种过度的亢奋之下更形软弱，我勉力坐在桌前，总想要写点什么。

洛葳反复地说，这些日子的种种状况，都是身体在向我抗议。可是我仍然不知道它在抗议什么，抗议一个已经在无所事事虚掷光阴的人吗？我买了很多书，却看不进去一个字，我有很多工作，都没有进行，我有很多计划，都只有一个开头。所有的心思都专注在心脏，希望它能跳动得平稳，不可察觉。

要戒掉所有不利于健康的嗜好。颠倒的作息，烟，酒，白日梦，思念，猜想，无聊的算术问题。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崔卫平的一篇博文《回望三十年前的政治起点》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066b01008q0u.html，这是在博客中国的聊天记录。非常好。

我最受启发的是，“原来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接受朝向更多人开放及和解的这些举措的，是不允许在权力结构之外的人们拥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是不接纳人们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诉求，这甚至不仅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结构本身所决定的，本质上是封闭的结构本能地排斥它之外的一切原发点，将它之外的起点都看作是危险的、不可信任或者是具有挑衅性的，于是在某些不可预测的具体日子，它要反过来吞噬这些一度曾经给了它动力和活力的那些起点。

“……在这个意义上，比如八九事件，并不是仅仅是某个人的头脑进了病毒，而是这个权利结构本身自始至终携带的病毒的一次大面积发作。“政治体制改革”说了又不搞了，是同一个逻辑使然，即出自这个权力结构的本能。直到今天，这个结构可以说是依然没有改变，尽管社会已经远远不是从前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从前的问题，但是它本身的封闭性、排斥异己的本能没有根本触动。每天在复制着自己，不断在制造新的对立面、敌对面。

“……前几天听说在湖南救灾时，一些民间的慈善机构、个人进不去，现场都被封闭了起来，如果是这样，哪怕是好事也不让别人去做，那就是天生对别人不信任，本能地猜忌和防范。就像杨帆教授在课堂上发现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子，一定要像抓特务一样将她扭送“当地专政机关”（学校保卫处），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包括这次在西藏事件中僵硬霸道，事实上非常愚蠢的处理方式，同样这个封闭结构的循环。

我们只是过渡的一代，有时候想到这一点让人绝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人格，都不太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出现了。这个转折太过巨大和艰难，我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对于不甘平庸的人来说，唯一可做安慰的是，其他人像你一样没有做好准备，甚至没有准备的打算，所以你创造的是可能性，而不仅是具体作品。

有些事以为做不到，可是做着做着，就成了。没什么好怕的。

最近的主题是表达。阿马蒂亚·森的论文集《好辩的印度人》（Argumentative Indian）里说，印度人喜欢辩论，这就是民主的前提，因为公众讲道理就包含了公民参加政治讨论和影响公共选择的机会。所以中国的难以实现民主，别总是埋怨专制政权，从个人的表达和参与做起吧。

在邓晓芒的《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里有一章比较了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简直是从根源上开启我的思路（所以说读书不可操之过急，在某一个时刻，它们会自己连结起来）。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以对话体传世、并且奠定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哲学家，他们同样不著述，只对话，但是在邓晓芒看来，他们有关键的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苏格拉底在不断的逼问中廓清概念，比如“善是什么？”任何概念都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这样才可以有逻辑，有体系，而下定义不是中国哲学的特点，《论语》中七次有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每一次的答案都不同，人们猜想，他是根据对象的不同，给予不同的答案——他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实用出发，更胜过哲学家，他不关心语言本身的逻辑。

第二，在辩论方式上，苏格拉底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以“一无所知”的姿态，和对方一起探索真理，这种开放的讨论或许会得出结论，或许不，但是过程本身很重要，辩论之后，思维的层次提高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来了，未来的方向在逐渐的清晰当中。而孔子的讨论是结论在先的，没有反复的辩论，基本上是一问一答，学生向老师请求一个答案，如果有人提出不符合孔子立场的反驳，孔子就会骂他是“贼”，邓晓芒说，事实上孔子是一个威权主义者，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的确，他更在乎道德，如果说苏格拉底是以智慧为出发点的话。

语言决定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从这两种言说方式出发，邓晓芒认为，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西方传统是不断探索和超越的，而从孔子出发的中国传统，总是不断回到古代，回到圣人，回到权威。

这是一个演讲的记录，在演讲之后，许多研究哲学、法学的学者提问，邓晓芒听了以后说，我发现你们的提问都是孔子式的，虽然我更期待苏格拉底式的。也就是说，提问者并不是以平等的姿态发问，他们仍然在试探，期待邓晓芒的回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历史，因为历史就在我们的血液，在我们的话语当中。我回想之前经历的很多次讨论，假如面对一个权威，一个上司，其他人事实上都在揣摩坐在主位的人怎么想的，人们期待他/她给出一个结论，而不是共同探讨、深化这个话题。原来这从《论语》时代就开始了。

中西比较是大问题，很多时候容易简单化，但是起码这一次，今天的生活真的返回到了文化的根，足以让我们做一次深刻的反思。

说一个并非题外话的，我这几天想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说话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有些起码的谈话方式没有做到，比如说，在交谈的时候，应该看着对方的眼睛，而不是斜拧著身子，用眼角看著对方，还比如说，对话中的发言应该是承接对方，也能开启对方的，而不是每句话都像总结陈词，让人无从接起。

如果说前面是大知，那这算是小知吧。并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成为谈话高手，其实那样意思也不大，我只是希望大家能更有礼貌一些，让谈话进行得更舒服。

新办公室追求极简设计其结果是白惨惨的一片，毛玻璃上的绿色也是浅近于无。我们坐在马路边上，常常被路人脚步震醒。

过去的这一个月忙于筹备活动，现在最主要的部分已经完成。有天晚上在办公室加班到三点，心情低落到极点，却不是为了工作。

直接本不是适合形容我的词。有点惊喜地听到同事评价说，我在工作的时候相当直接。就在第二天，大家一起讨论选题到喉咙嘶哑，我亦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比平时提高了三倍，面对质疑，必须给出即时反应，提出新的问题，思路在辩论和表达中逐渐清晰起来。我在期待自己变得更开放，更无所畏惧，更自如。

昨天老弟告诉我，他最近在“谈”一个姑娘，毫不掩饰的昂扬得意，很可爱。这是这段时间最让我开心的事。我们家的人在对人对事时的笨拙拘谨，明明内心丰富敏感，却总是很晚才醒来。

有时候会想起the Sea, the Sea，一个人退休之后在一片并不美丽宁静的海边反思自己的一生，这种反思很虚伪很自以为是，前因种的后果还在陆续发生。还有《盲刺客》，令人目眩的小说，老太太说，年轻时以为自己可以做所有事，可以伤害所有爱你的人，可是当你老了，他们会到你的梦里找你，你无法摆脱。

我还不太老，有时候在尽情经验和执著本性之间被拉扯，我尽力让所有的愿望澄明一体，自圆其说。无论多么努力，多种混杂的情感和念头仍在七上八下。有时候我放弃努力，承认人性的复杂性。可是直接仍然不是适合形容我的词。什么时候我可以讲出所有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