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眼光回到历史的深处，1949年4月，解放军已经占领了长江以北地区，国共双方开始谈判，国民政府希望取得解放军不渡江的协议，两党划江而治。近期有历史学家提出，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也曾有意促成此事。假如当时签订这项协议，中国将走向东西德国、南北朝鲜的命运，这固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假如去除国际政治的因素，分而治之将使中国成为更大范围的实验田，看出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土壤，将造就怎样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魄拒绝了和议，统一了中国大陆，但是国际情势的发展——朝鲜战争爆发，耽误了攻打台湾的计划，从而为中国文化留下了小小的喘息空间。

1980年代，两岸长期的互相封锁之後，大陆和台湾的电影人在国际影展第一次见面，双方如见亲人，在房间里彻夜长谈，发掘文化上的相通之处，也发现，原来国共两党的统治风格很相似。

不同的是革命传统对新中国命运的影响。***以自己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聪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这种以革命为名进行的社会颠覆、思想颠覆，直到今天仍在发生作用。“文革”中成长的人们至今仍是壮年，也仍然把持着高位，继续着对社会的伤害。

而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带走大批学者，这比他带走的金条、珠宝都更珍贵。这些学者，以及他们所象征的传统、知识，为台湾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当你亲身到达台湾，会深深为那些谦和、友善、诚恳的台湾人感染，他们和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使用的态度和方法却全然不同。

这也是为什麽，我觉得台湾是个最适合自由行、甚至适合短期居住的地方，以旅行团进出，实在可惜了。十年来经济停摆，台湾城市建设呈没落之势，但那里最值得体会的，是人情。据说此次团进团出，大陆方面是担心游客的人身安全，担心大陆人落单之後会被绿营的人欺负，我不禁失笑，我们的官员不仅低估了大陆人的体能，而且太低估台湾人的厚道和良善了。

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允许人民自由办报，解除“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是台湾诸多知识分子、运动人士斗争的结果，也和地理有关，历史学家许倬云说，台湾地方小，是一个浅碟儿，容易翻过来，情势比较容易改变，同时，地方小，也容易变得浅薄。

今天，台湾不仅面临经济持续衰落的威胁，也因为环境安定，和“去中国化”的影响，人们普遍在精神上渐趋安逸和轻浅，而缺少了探索精神和思考的强度，这不是好事。以媒体为例，台湾媒体从《壹周刊》和《苹果日报》入境之後，迅速沦入八卦和娱乐的恶性竞争，另一类最受欢迎的媒体是政治秀，而严肃刊物却纷纷倒闭，难以为继。

在这一方面，大陆复杂的现状可以给台湾知识者现实上的刺激和实施的空间，同时，台湾人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也会帮助大陆在许多领域继续向前。台湾着名的读书杂志《诚品好读》停刊，其总编辑蒋慧仙迅速被大陆《周末画报》聘为城市版总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正是因此，我对两岸直航後在各方面的融合与合作抱有很深的期望。1949年，历史开启了两个方向，如今的融合，必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可能。

上午出門時，天色是朱湘所說欲雨之時，“灰色却是透明的/蘊著一種無聲的期待”。這期《生活》約暸一組人寫《北京的一天》，我知道我理想中的一天，是如何開始，又如何結束的。

這幾天在讀以賽亞·伯林的《浪漫主義的根源》，非常好。柏林認爲，浪漫主義是18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思潮，它的意義超越了文藝，民族主義、存在主義、仰慕偉人、推崇非人體制、民主、極權主義，都深受此影響。以這一思路，可以串聯起當代的許多問題，也可以串聯起身邊的許多人事。原來我之前憑藉直覺做出的某些判斷都沒有錯。

這本書適合做讀書筆記，卻不是書評。且引用其中引述的費希特的觀點：人是一種持續進行的行動——連行動者都稱不上。人必須堅持不懈地生成和創造才能臻于完滿。一個不再創造的人，一個只是單純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賜的人，其實已經死了。我决定最近以一周一本的速度閱讀這樣的經典著作。文化也容易變成消費品，必須要有些費力的思考，才進入更大的愉悅。

昨天在筆記本上草草寫下幾筆，錄在這裏：

怎樣寫出一個人物？當討厭一個人的時候，我就想，以後我要把他寫到小說裏，用我不多的幽默感，盡情嘲諷一番。事實上不只是討厭的人，每個人都可能成爲寫作的資料，只是我擔心有一天，這樣會得罪所有的朋友。上次把Z寫到文章里，我想了很久，要不要用“微胖”，“駝背”，“衰老”，這樣的詞語，要不要寫出她的困境。在日常對話里，我無論如何也不會說出這些話，可是這時候什麽也擋不住它們扑到屏幕上的欲望。真相都是殘酷的。我自欺欺人的想，算了，先寫上再說，反正也沒幾個人能看到。

幾個月后，Z在msn上説，我看到你們雜誌了。我大驚，努力回想自己到底寫了什麽。我問，你會生氣嗎？Z説，不會，可是覺得有一個人一直在旁邊觀察自己，挺感動的。此後我們再也沒有交談過。

每個人仿佛都只是配角，直到遇見她。我説，我要把你作爲主人公。她驚喜：真的？你要記得自己說過的話喔。我點頭，當然會記得，可是，我寫人都會寫缺點的，你不一定會想看。

她是一個矛盾体。或者説，人人都是一個矛盾体，然而未有人像她一樣矛盾的各方那麽複雜、尖銳，使她過著精彩、動蕩的人生。她灑脫，也有超級的緊張感，她對生命衆多的興趣和渴望，最後却加速著生命之火的萎縮，她只好把許多事拒之門外，却又感受到許多召喚。她很理性，又容易沉溺于某些事情。她是體制的獲益者，却又想擾亂體制。她活在許多事的邊緣。我不敢告訴她，這或許將走向一個悲劇。

我沒有判斷，我喝彩，欣賞，痛惜，我最想做的，是幫助她好好活下去，可是我也明白，每個人都要獨立走自己的路。 

——穆旦

 一

1978年，徐晓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会议上听到了自己的平反通知。22岁的她已经经历了两年的牢狱生涯，1975年的一个深夜被骗下楼戴上手铐送往监狱时，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此刻罪名被平反，她心情平静得令自己惊讶。多年以后，还会有人赞誉她是反“四人帮”的英雄，——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的。

在她看来，这只是懵懂的青春，和时代的玩笑。

一切起源于书本和信件。1970年 初，“红卫兵”渡过了“文革”高亢的开端，“上山下乡”使他们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现实，世界似乎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感到了精神上的困惑和饥渴，他们 想要了解更多。可是当时的精神高压下，除了马列著作和毛选，其它书籍都被禁绝。北京的年轻人在废品收购站寻找那些因“抄家”而流出来的书本，并很快在一些 小圈子里流传开来。

在传阅书籍的地下文学圈子里，有一个关键人 物赵一凡。按照北岛的回忆，此人身患残疾，脑袋大，身子小，但他精力极其旺盛。赵一凡有一种“危险”的嗜好，或许是因为身体不便出行，他要把世界收藏在自 己的房间。他收集传单、报纸、大字报底稿、作品……他写给别人的信，都要留一份底稿。他甚至有一个翻拍机，来翻拍他觉得过手的书籍和作品。可是在恐怖年 代，这些都会成为罪证。

赵一凡出身干部家庭，所以家里有一些书，他 也花功夫寻找小说和诗歌，并以最快的速度传阅给更多的人。徐晓从他那里借到的第一本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这是一本不太会被后来 者阅读的著作，然而，徐晓说，小说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仿的对象，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 危险投身革命。很难说是出身贵族，还是献身革命更吸引读者，我猜是兼而有之，它连接了革命教育和个人主义，吸引了共产主义教育下的一代。

读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之后，徐晓给赵一凡写信说：“我们无缘享受托斯陀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以达到自己改造的目的。”

徐晓和赵一凡、以及其它朋友有许多这样的通信。他们也想到，通信是会被拆开审查的，但是，他们居然在信里互相提醒，要小心，这封信有可能会被审查。

多年后徐晓回忆：你说，我们这么傻，怎么可能做什么事？我们怎么可能是有意识的反革命集团？又怎么可能有做英雄人物的意识？

然而，就是这样的通信，和某一个人的吹嘘，互相通信交流思想的年轻人成了“反革命集团”，徐晓是其中一员。这种情形只有荒谬可以形容。年轻的徐晓背负了不能背负的罪名，继而转化成不能背负的使命。

她说：“我不是一个遇罗克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个名不副实的政治犯。”

二

1978年 冬天，被宣布平反的徐晓仍然在迷惘中。在读大学的她，一周一次去赵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从未落下。赵一凡是她当时的精神支撑。这天，她到朝阳门前拐棒胡 同去看望赵一凡。赵家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社门前，她看到几个年轻人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那就是《今天》创刊号。其中一个瘦高个儿年轻人叫赵振 开，笔名北岛。

天色昏暗，徐晓看不清楚刊物的内容，但是自办刊物这种形式就让她兴奋不已。从第二期之后，她加入了《今天》编辑部。

“嗯……就是打杂的，我是他们的粉丝。我非常仰慕振开、芒克他们。”

由诗人北岛、芒克、画家黄锐发起的《今 天》，慢慢形成了一个作者队伍。同时由于是手工印刷，所以工作量很大，编辑部变成手工作坊，许多人义务帮忙干活。北岛回忆说，这些人里面有护士、售货员、 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徐晓就是其中一个，她不是《今天》耀眼群星中的一个，她只是“干活”。

1990年代，从回忆自己的丈夫开始，徐晓开始写作一系列散文，回忆《今天》，回忆七十年代，回忆自己的青春，这些散文结集为《半生为人》，被许多评论者称为当年最好的散文集。

和许多人一样，我被徐晓在文中的真诚打动了。正如当年谦卑地认为自己没有文学天分一样，她近乎苛责地拷问自己的内心，也真诚地曝露对丈夫的爱、怨言。她勇敢地面对了逝去的年代。

2008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来到徐晓位于北京北郊的家里。她正忙着烤蛋糕，把面粉、黄油搅匀，小心地把苹果切成均匀的小块放在蛋糕上——这是为我，一个普通记者而做的。在采访过程中，她一直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了烤箱那“叮”的一声。如果掌握不好时间，蛋糕可能就失败了。

在朋友的眼里，徐晓是一个好朋友，好主妇，做她的朋友，会很占便宜。那天下午有几个朋友前来拜访，徐晓赶快下楼端上蛋糕，煮好咖啡，在她殷切的招待中，我的确感觉到了她跳跃的快乐。

我没有想到她的个子这么矮小，《半生为人》中有一张她1970年代的照片，长发的她倚在杨树上，青春逼人。

上一次见到徐晓，是在一个关于“七十年代”的沙龙里。她化了淡妆，头发烫过，染成黄色，像是稻草人。她的声音嘶哑，又有力道。仿佛一个人说了很久的肺腑之言。

在座的年轻人问徐晓，你们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徐晓说了很久的理想主义。

我想起《半生为人》里的一段话：“如今的年 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 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 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

我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今天还活着，它会活在每个时代，只是每个历史时期的“理想主义”都会有具体的差别，那些“逝去的”，“无从想象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徐晓说：“我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包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不管在情感中，还是社会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人他的朋友是吗？”
“对，这个人是他的朋友。他觉得自己有点英雄主义气概，自我牺牲。不可思议吧？”
“他这样做是觉得自己有美德？”
“对。他不觉得情感问题是很私人的，这种让不是成全别人，也是对别人的一种破坏。”

徐晓举出感情的例子，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惊讶，想想又觉得很准确。那一代受的教育是解放全人类，救他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凡人、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机会去实践的信念，而所谓“无私忘我”、“自我牺牲”更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得以作用。

影响过那一代年轻人的《怎么办》当中，一个人物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了朋友和妻子的恋情，这使徐晓感动而钦佩。据说，这个故事诠释的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举出感情的例子，也许和身为女性的特点是分不开的。1985年春节前夕，徐晓和周鹛英结婚了。周鹛英童年时生病，结果遇到医疗事故，长期患有肠部疾病。严重时发展到肠瘘，肠子粘在肚皮上，溃疡后在肚皮上穿了一个洞，任何食物吃进去等不到被吸收就流出来。

周鹛英在徐晓之前的女朋友，就是因此没有和他结婚。徐晓不然，这似乎根本不在她考虑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她还非常鄙视因病体而放弃爱情的想法。像罗朴霍夫一样，为自己爱的人付出，她觉得幸福。

周鹛英是自我牺牲的男性版本。他对徐晓讲过 一件事：他们厂里的一个工人，有三个孩子，夫妇两人每月只挣五十多块钱，冬天一家人吃白菜和咸菜，夏天买撮堆儿的黄瓜，他平时经常接济他们。一次过年，周 鹛英给了那个人二十块钱。过年之后，他看到那个工人穿了一件新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忍不住对他说：“钱是给孩子改善生活的，如果你买二十块钱肉，一顿都 吃了我也没意见，需要我还可以想办法，可不是给你买衣服的。”没过几天，那人死活把钱还了周鹛英。

这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周鹛英讲起来仍 然非常激动。他说：“你不知道当时我多恨自己，我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他也是个人，别人能穿新衣服为什么他就不能？他也是个男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 为什么没权利决定自己能不能穿一件新衣服？就因为钱是我的，就因为我还拿得出二十块钱，我就有资格教训他，伤他的自尊，我成什么人了！可你不知道他的三个 孩子多惨……”

这段严苛的自我谴责，像托斯陀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惊心动魄。

更能说明周鹛英为人的是他的一次恋爱。对方 离了婚，在外地的一个工厂工作，北京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帮她抚养女儿。在她没有调回北京之前，他几年如一日地每周去给老人提水、搬煤，以后又为她的调动四 处奔走。周鹛英把这比作背十字架。可是他的母亲不同意他娶一个结过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人。他不愿伤害母亲，他背负另一个十字架，和对方最终分手至死未见。

忍耐、牺牲，甚至自我伤害，混合了共产主义 教育和中国式道德，当徐晓成为周鹛英的妻子，就同样成为苛责的对象。他仍然是一个好朋友，好兄长，但却不算一个好丈夫。他对物质的蔑视赢得了很多人的尊 重，但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却成了障碍。他们因为许多琐事——丢了一块发黑的面团，要不要住进楼房——吵得不可开交。

周鹛英生病后，徐晓买了三箱口服营养液，极度节俭的周鹛英无意中得知花了不少钱，嫌徐晓大手大脚死活不吃。女人为家庭而牺牲自己，男人为了世界牺牲自己和妻子。性别关系奇妙地插入看似清晰的信念，让徐晓在个人幸福和丈夫的信念之间饱受挣扎。

整个八十年代，徐晓把自己奉献给了婚姻。像最初参与《今天》时一样，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重要的时代，也无暇参与其中。1994年，周鹛英去世。次年，徐晓写下《永远的五月》，开始对自己心灵史的探寻。

徐晓投身工作，帮助不能发声的人们。“理想主义”中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留在了永远的1970年代，而自我牺牲溶入了她的血液。可是正如她所说的，充满神秘和眼泪的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而压力并未解除，理想主义变成每天对自己的拷问，问自己为信念、正义、朋友做了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行动中，她获得暂时的和解，而拷问始终存在。

三

和徐晓不同，1978年冬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张贴《今天》创刊号的北岛，对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有相当程度的自觉。

几年前，在“文革”后期，北岛和诗人芒克、画家彭刚一起讨论屠格涅夫的《罗亭》。北岛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为之战斗。1978年筹办《今天》时，北岛跑去找彭刚，说你当时怎么答应的？不是说要一起战斗吗？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彭刚那时正准备出国，他说那不行，我承诺过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承诺以后再也不承诺了。

但是北岛和芒克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决定真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于是1978年12月23日，《今天》创刊，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复兴的起点。1980年被停刊。

1978年， 《今天》创刊之时，我出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县城。等我稍大一点，会发现家里仅有的阅读资料，是爷爷柜子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施公案》。《今天》 的人们生于一个压抑的年代，然而他们的幸运之处是他们身在北京，可以营造交换书籍的地下圈子，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声音——虽然发出它，就惹来灾祸。而整个1980年代，精神的贫瘠仍然以惯性的力量存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于大部分孩子成长的路途中。

1998年，我在诗歌寂寞的年代，读到那首著名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二十世纪初，北岛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这一类的诗“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他对这些早期的诗歌觉得“惭愧”。可是我仍然可以想见这首充满怀疑、愤怒的诗，被许多青年背诵的样子。那是压抑已久的人类情感突然爆发的年代。

可是今天中国已经折往另一个方向，八十年代作为精神探索的热闹年代，已经成为人们怀想的对象，而启蒙和酝酿的七十年代早已被遗忘。几 年前，我问一个八零后的朋友：“你知道北岛吗？”她想了一想：“在哪儿啊？”我顿时大笑。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笑话，集合了种种复杂的元素：有文字的双关，诗 歌在今天极度边缘化的现状，有年轻一代对过去这几十年的无知，虽然罪责不在他们，但是这结果却真的触目惊心，而在最后，是北岛本人命运的浮沉——一个曾经 处在文化运动中心的人物，出色的诗人，今天却已被人们的记忆流放。在海外流亡将近二十年后，“北岛”漸漸成为一个地理概念。

在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香港见到作为人类的北岛，他头颅像身形一样瘦长，戴一副眼镜，短发之下，两只耳朵像天线一般伸出。笑起来可以想 见年轻时是一个清秀、严肃的人。他极其寡言，却又极诚恳，厚道，一旦开口，几乎全盘托出一切。徐晓在文章中写道，《今天》创刊之时就自知面临危险，北岛对 参与编辑事务的两个女孩子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样的担当和韧性，足以成为那一代的领袖人物。

谈及这近二十年的流亡，北岛已经十分平和，可是我想起在散文集《青灯》里面，北岛回忆起冯亦代老人询问他在海外的情况，“我纵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讷讷地说。”

我也时时记得在另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里，北岛写到：“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

三十年过去，借着纪念改革开放的名义，《今天》又被人们从历史中唤起。可是三十年，一个人的青春与壮年都已过去，一代人的青春和壮年都已过去，在层出不穷的变化之中，没有人为过去留存记忆的空间，除了身在其间的人们。

采 访是一个奇妙的过程，我不断地返回到起点。想象建筑工人赵振开忙完了一天的苦力，在夜晚的通铺上打开自制的台灯，开始阅读借来的现代派文学著作。这些内部 出版、仅供司局级干部阅读的“黄皮书”，包括《等待戈多》、《审判及其它》、《在路上》等，和之前看到的浪漫派文学不同，它们表达的荒诞感、分裂感，契合 了他信仰失落后迷惘的心态。我想象年轻的犯人徐晓，在监狱里开始一天的生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押，但是当预审员让她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她很得 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她为自己阅读的勤奋而骄傲。

1978年，这些不停追索的年轻人因一本杂志而汇聚，他们想要创造不一样的东西。这一年被命名为一个时代的起点。而每次提到这个年份，我就想到，我出生了。创造不停地被打断，可是希望总在萌生，在某些深处，隐藏着看不见的承继，这就是我们回头的意义。

 （本文見于《生活》2008年7月號）

我看到許先生的時候，他正試圖用兩隻手把電話聽筒夾起來。 他的手白、多肉，像鳥爪一樣撮起來，大概只有兩三隻手指可以夾住物件。有時候他兩手交錯托在腮上，倒十分可愛。他身體殘疾，大概不到150公分，肚子鼓起一個大球，腿脚又急劇縮小。然而，那真是一個巨人的頭腦。

談起有些事，我們都心知那不易行，可是仍然嚮往某種可能性。他説，我仍然對中國有信心，這麽多人，一定有人才，再過三十年，或者二十年，你看吧，就會不一樣。他也做出一些矛盾的預言。他説，做歷史的人，又驕傲，又可憐，驕傲的是你明白是怎么囬事，可憐的是，你看著不同時代的人們不停地犯著同樣的錯誤。

許先生今年79歲，仍然在美國、台灣、大陸三地亂跑，對中國的現狀充滿行動的熱情。看見他，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麽理由鬆懈、虛無。

一年多前，聽Emily說，沒辦法，你選擇做這行，注定要經常面臨創造力枯竭帶來的焦慮。這話送給小焦慮sam。 

關于有些評論。一笑。用王朔的话来说，匿名的人就不是人。 

看以前的信件，也是沮喪。美好的瞬間總是封存在過去，對未來完全沒有信心。

總而言之，一個沒有了信心的晚上。

外部世界總不會把我打敗，憑著我來自西北的寧可玉石俱焚的剛烈。可是有些東西總在內心把你蝕空。有點撐不住了。

這段時間一直處在憤怒和焦慮之中，來自各方的、自己內心的壓力，快要把自己壓垮。憤怒在我體內產生毒素，打電話給朋友時我仿佛感受到毒液噴出。從廣州出發的飛機上，我想，也許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我更堅強，更寬容吧。 

我 始終更內心。晚上為了迎接前線回來的同志，大家一起吃飯。我問雅婷和謝丁，這次採訪會對你們有什麼影響嗎？雅婷說，前一兩天以為會有深刻的影響，到後來也 麻木了，照樣沒心沒肺。謝丁說，我也是，昨天在成都還去按摩了。許知遠也一樣感歎精神的匱乏，思維的淺薄。我真好奇人是怎樣形成的，會在各自的路途上固執 前行，雖然發生各樣的事情，卻只是留下或深或淺的印痕？ 

都怪許知遠在高談闊論，改變了談話的氣氛。當雅婷和謝丁進來的時候，我完全沒有了 之前要緊緊擁抱一下的想法。所以關於兄弟姐妹們團聚時的場面，我的印象就只是，笑意從遠處翩翩走來，笑意盈盈，我也含笑目接她，當她走近時，我說，我們兩 個都沒有去災區，幹嘛要搞得這麼含情脈脈，好像大難重逢一樣？她說，你去廣州了啊，你平安回來了啊。 

附上四年前的一篇短文。覺得自己當時是不是受了什麼刺激，這麼變態。其實我也清楚地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構不成刺激，卻足以讓我明白自己。 

 楔子

你 想要的是針刺的感覺，突如其來，倏忽的疼痛，也帶來快感，然後抽身而退，這是一種本能吧，你把他稱作激情。而我要的是楔子，篤篤篤，一下下敲入身體的縫 隙，契合是最好，如若不能，也要它擠得其他部分變形，並且永遠無法抽離。疼痛嗎，就要你疼痛一輩子。而我的身體，遍處嵌著這樣的楔子，從各個角度，改變著 我的形體。若你看見一個奇形怪狀，搖搖欲墜的人，或許就是我了。

每 一個楔子敲進去，的確都需要很長時間，並且，疼痛。想像一下，楔子是木頭，然而我終究是血肉之軀，如果是在不合適的地方，每一次錘子下去，骨頭迸裂，皮肉 綻開。然而再想像一下，如果正好是一個虛空的關節，楔子輕輕一推，嚴絲合縫。從此完滿。支持我的不一定是完滿的永恆，也許是骨頭迸裂、血肉橫飛的刹那，也 許我就是這麼變態也不一定。

但 我也許喜歡的，是楔子慢慢的鏽在體內，被血液溶化，和骨頭粘合，起初的疼痛慢慢隱去，我幾乎要忘記了它們的存在，因為已成身體的一部分。只是陰雨時候，潮 濕的空氣入侵，懲罰我的大膽妄為。但我不怕，濕氣會在陽光下，慢慢蒸發，變成一道光，集聚在我內心，是一股脆弱而強大的力量。是渴望又懼怕著楔子，一種矛 盾的心情，當楔子慢慢逼進，自己亦手舉楔子，逼進你的身體，像魯迅筆下的戰士一樣，感覺到一種大歡喜。不過，也或許，發現這原是一把楔子，自己擊進自己。 亦好。